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标题《时代的小菜》，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子岭再到北京，汪老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主笔/黑麦
汪曾祺“家宴”。在汪曾祺的散文中，“美食”占了很大比重
家常京菜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1949年后的北京，有些破败，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走街吆喝声，穿插于胡同和街道，“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声音高亮打远，推着自行车驻足街上的汪曾祺，盯着小买卖人，看着他一个个熟练地切开脆生生的萝卜，露出鲜红，不禁想到北京人对它的别称——心里美。
在东单三条住了一阵，汪曾祺似乎从这个朴素的城市中感到了一种荒芜，清末文人笔下的古都，已经被革命的云烟冲淡，诗意荡然无存，在琐事与焦躁的生活场景里，他从大白菜、水萝卜中，嗅到这城中仅有的从容。这是一个正在褪色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居民，在红墙周围，随着城市，慢慢地开裂，露出鲜红，像这心里美萝卜一样，构成新的北京。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高邮街头早点摊铺（张雷 摄）
国会街（宣武门西大街）因民国时期的建筑用途得名，那是中国首次举国民主尝试的场所，袁世凯、宋教仁、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等人均在这里留下足迹，如今这里被划归新华通讯社院内，颇有意味。五号院的后院，是一个杂院，院里有棵臭椿树，在北京人看来，这多少有点儿不大吉利。汪曾祺搬到这里后，很喜欢注视着那个大杂院里的起居生活，每当他看到院子里的大锅盖被妇女掀起，蒸腾的热气消失后，露出黄澄澄的菜馅窝头时，便会跟老婆叨念：“这窝头，难吃不了。”
待到北京人口中的“猫冬”出现，黄球球变成了黑球球，蒸窝头的老妪躲进了屋，摇煤球的老头儿频走出。梁实秋称“摇煤球是一件大事”，一串骆驼驮着一袋袋的煤末子到家门口，摊在地上，中间做个坑，好倒水，再加预先备好的黄土，随后搅拌起来，做成一大块平整的黑色蛋糕，等煤末子稍稍干凝，像切豌豆黄一样，用铲子在上面横切竖切，切成小方块，铲进筛子。汪曾祺说后院的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甚圆。
在老北京，摇煤球的大体有两类人：一是来自定兴的，摇煤球是他们的祖传手艺；另一类人，则是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他们通常是被打成“右派”的“坏分子”，即便很多年后，小区里装了管道通了气儿，煤气站里还有不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员工。在北平，梁实秋看到的是“有的瞧的景致”；在北京，汪曾祺感到，一夜北风寒，大雪将至。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上小学的京剧课时，老师播了《沙家浜》里《智斗》的片段，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出折子戏的作者，对剧中发生的故事也毫无所知，只是觉得那里的场面描写格外生动，七星灶、八仙桌、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数字展开了我们对这桌菜的想象。记得在赏析课时，老师还在闭路电视上播放了京剧《范进中举》，小学生听老生戏，颇感无趣，只记得戏中有一段胡屠夫的念白：“人要富，猪要肥；人要捧，猪要吹；人不富，是穷鬼；猪不肥，腌火腿。”逗得我们前仰后合。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版京剧的作者也是汪曾祺，他散文式的创作中，没有太多冲突，词温意深。1958年时，汪曾祺被划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把繁重的劳动干得有滋有味，记录下《葡萄月令》和《波尔多液》。
1959年5月，北京市民在市场上购买新鲜蔬菜
甘家口杂记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汪家有三个孩子，汪朗、汪明和汪朝，一男二女，这让老汪在家的地位颇低，他掌管着一日三餐，也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汪曾祺作息很有规律，吃早餐前已经开始动笔，短文极少隔夜，更是罕有熬夜的情况。偶尔，他也会情绪激动，不知是何原因，声嘶力竭，在晚餐前爆发，打开窗户，对着屋外喊道：“汪朝，回家吃饭！”在女儿的回忆中，那像是一种宣泄。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玉渊潭公园离甘家口不远，汪老多了个爱好——随北京人遛早儿，看人遛鸟儿。生活逐渐多了趣味，他自然也更爱下厨。一叶知秋，他便想到“贴秋膘”。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