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最简单的形态，到最复杂的形态，从一动不动，僵硬冰冷，到炙热、狂野、矛盾；但是，从充实到单纯，从矛盾的欢愉到和谐的喜悦，在它的轨迹与时间的重合中，自我肯定，自我祝福；那是一种必须的、永恒的回归，是一种变化，它不会改变，不会厌倦，不会疲惫。
这一部分是尼采关于“永恒轮回”的最直接和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俄国象征性学者普希金研究的一大理论源泉。对符号主义者而言，被称为“白银时代”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是普希金时期的延续和再现，被称为“黄金时代”。杨奇心中一动，暗暗道：“轮回之链”。
二、视角的转换：重塑普希金
象征主义的“回归普希金”并非单纯地从文化层面上肯定了普希金，更多地是对普希金和他的作品的一种新诠释，或者说，是对普希金的一种改造。一、肯定了普希金作为一位大思想家的地位。19世纪评论界普遍认为普希金是一位“纯”画家，认为普希金的作品缺少一种“严谨的世界观与宏大的观念”，其诗“靠的是形式的魅力，而不是心力。
梅列日科夫斯基反驳了这一看法。他在一八九六年的《普希金》一书中写道：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俄国的批评之中：这是俄国评论界年轻一代的弊病。
梅列日科夫斯基引用法国常驻俄国大使巴兰特的话，认为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以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从而肯定了普希金是一个“大思想家、大智慧者”。他认为普希金对世界诗坛、对哲学、对俄国的兴衰、对人类的过去与将来，都与歌德的思想如出一辙。
他的话是那么新奇，那么古怪，和以前的观点完全不同。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有着一套完整世界观的思想家，他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新宗教意识”之上的。在他看来，“多神论”是两个不能妥协的哲学原理，是两个世界的潮流，一个是通往上帝，一个是反对上帝，他们总是互相争斗，没有一个能打败另一个。
但普希金却将这两种语言融为一体，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谈及莎士比亚的时候，梅列日科夫斯基称其为“自然之心，自然之子中的至高无上者”。在他看来，普希金与莎士比亚的关系比歌德更为密切，莎士比亚与普希金被称为“两个新的奥菲斯”。假如普希金的天资被完全发挥出来，他或许会说，“那是一条通往艺术之路，一条通往莎士比亚与歌德之路”。
三、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在对普希金作品进行重新审视的同时，也对其创作方法进行了新的探讨。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其著作《普希金》中的运用，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主观性解释方法。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1840-1960年代的民主批判，以及70-1980年代的“目录学派”，其本质是由“异”而取“己”。
梅列日科夫斯基将注意力集中在普希金小说中涉及到的不同的哲学性、历史性等问题上，用他自己的哲学观来解释普希金的小说。梅列日科夫斯基从最初的实证论，到后来的宗教哲学，逐步发展出他的“新宗教”观念，也就是多神教的“新宗教”观念，这一观念构成了他对普希金诗作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