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是一位基督徒，他把原始人和现代文明放在一起，这是其诗歌创作的首要主题。这个题材由《高加索的俘虏》、《茨冈人》、《加卢布》（也就是《塔济特》）、《叶甫盖尼·奥涅金》，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同时，由于他是一位多神论者，他把基于平民权利、基于平等和多数人民主理念的现代文明，看作是一个人的创造者或破坏者、先知或英雄的意志。
“神灵”和“自然力量”是其诗中的第二大主题。“聪明”是从地球上遁入大自然，在上帝面前隐藏起来；多神教的智者们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们隐藏在了自己的身体里，隐藏在了自己的神化“我”里。普希金在他的诗歌《先知》中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奇迹：一个人的身体被破坏了，被鲜血染红了，他的身体也被破坏了，直到那时，他才可以从那些可怖的残骸中诞生出来。
一句话，凡是注定要创造出世界史的东西，都必须有两个原理，即新神秘主义的原理和多神论的原理，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作用。从《普希金》出版的1896年至20世纪初期，普希金的象征性研究中，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体性阐释方法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
索洛维约夫在其代表作《普希金的命运》、《普希金诗作中诗歌艺术的意义》中，同样使用了“主观性”的解读方法，并将其运用于“主观性”的解读。索洛维约夫是银元时期最伟大的宗教哲学家，他创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宗教哲学。其中心思想是“全知”，或者说“日”的“自由神智”，也就是将神学、哲学与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审美是他全面认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与伦理相关联。他认为，无论是从本质上还是从本质上来说，普希金的诗歌艺术都是最纯粹的。普希金的诗歌多姿多彩，人们认为他的诗歌内容空洞，没有思想，没有特色，不过是肤浅的看法，诗歌本身就有其自身的内容，有其自身的用途。
笔者观点：
普希金在其《先知》一书中，将“诗”的意蕴与“诗”的使命感体现为“理想”的高尚与完善。索洛维约夫的论文不但对《先知》一诗的来源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其题材、体裁、语法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源流研究和文本细读相结合，“使普希金的作品成为一部深刻而又精细的作品。”因此，普希金的象征性研究，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是一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