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到冰心的诗集《繁星》，基本与她的另一部诗集《春水》合二为一，成了诗集《繁星 春水》。而在1949年前，这两个诗集的版本是分开的，《繁星》与《春水》由不同的书局出版，形成了各自风格的版本。
初版
《繁星》的初版本，冰心有这样的一个自序，追述了小诗产生的经过——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
写这个序的时间是1921年9月1日，三个月后，即1922年1月1日至26日，《晨报副镌》连载小诗《繁星》。开初刊在新文艺栏目，因为在发表之前，编辑曾电话询问：“你那《繁星》是什么？”冰心回答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连登5天，反响不凡，读者认定那是诗——小诗、新诗，到了1月6日，便将《繁星》刊登在诗栏里了，共164首，26日连载完毕。同时，自1月18日始，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开始连载。
《繁星》在连载后的一年，即1923年1月，郑振铎出面联络，成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第一本诗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初版《繁星》收入《晨报副镌》连载发表的小诗“一——一六四首”，前有1921年9月1日写的“自序”。没有目录，自序之后便是一、二、三……排列下去。
初版的《繁星》封面设计极为简洁，简洁到几乎无设计，这在民国版的图书中是少见的。淡蓝色的封面纸上，印刷体“繁星”竖排二字，右上“冰心女士著”，左下“文学研究会丛书”，字体均为印刷体。下有一行横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初版本的版权页，却是完备而详细，体现了民国二三十年代的版权特色。这个版权页署“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初版”，标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繁星一册”，定价不是法币而是“大洋三角”，注明“外埠酌运费囤费”，其他就是版权页必须标明的著者、发行者、印刷者等。除此之外，这个版权页居中的虚线框内贴有一枚精致的“印证”，就像今天的二维码，但图案设计很艺术，两位优雅的女士守护一方文白。
印证在冰心的书中不多见，北新书局不用印证，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权页时有出现。印证的作用有二：一是表示这本书是正版书，读者尽可放心购买；二是作者授权，并且明确本版的印数。前者防止他人盗版，后者防止书局隐瞒著者随意增加印数。
《繁星》的印证自然属冰心，但她本人并不持有，而是由她的版权代理人、表兄刘放园掌控。刘放园曾为《晨报》编辑，也是冰心处女作《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责任编辑，甚至可以说是她的新文学启蒙者，冰心的一些事常由他代理。
复本
冰心文学馆所藏初版的《繁星》在“自序”页的下方，钤有一枚“中国现代文学馆藏书”印，这个初版本也有一番来历。
冰心研究会成立后一年（1993年），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福州举办过一次“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现代文学馆带了不少真品真迹展品。展览前后一周，直到撤展时还有很多人在看撤下的展板，可见反响强烈。打听到有些真品真迹有复本，于是我请求舒乙馆长支持筹建冰心纪念馆（文学馆），将展品中有复本的真品真迹留下赠给冰心研究会。舒乙对冰心的事情，常常是有求必应，他想了想，问有哪些复本。我是有备而求，答：初版的《繁星》便是其中之一。舒乙现场询问有关人员，得到的回答是“确实有复本”，于是当场便将那几个复本真品签字赠送，后来也就成了冰心文学馆的镇馆之宝。
顺便说点有关“印证”的事情。版权印证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只有民国时期出现过，是保护著作版权的凭证，也成为一道有文化韵味的风景。这种保护著作版权的印证来自西方，国内最先使用的可能算是严复，1903年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社会通诠》的翻译出版合约，规定：“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即银圆）五角。……此书另页须贴稿主印花。如无印花，察系印主私印者，罚洋两千五百元，此约作废，听凭稿主收回版权。……每批拟印若干须先通知稿主，以便备送印花。”可见使用印证具有严格的法律效应。当然，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使用印证的还是少数，到后来也就消失了。
再版
《繁星》1923年1月初版一出，市场反应好，商务印书馆即以初版本加印，当年便加印了6次。初版之后，便是再版，我所见到的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的第五版，1928年7月的第六版。
第五版与第六版的《繁星》，内容与排版均无变动，但第六版的封面设计完全变样，变得优雅、贵气，“繁星”二字套红横排，“冰心女士著”与“文学研究会丛书”蓝字横排，尤其是中间加入“文学研究会”圆形版画图案，一位优雅的西式女士抚琴神思。再版的《繁星》，均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没有别的书局取得过版权，也没有见到盗版的单行本。直到1932年8月，《冰心全集》之二《冰心诗集》由北新书局出版，才收入《繁星》全部的164首小诗及“自序”。此后的《冰心著作集》（1943年）及诸如冰心“文集”“文选”“精选”之类的选本，收入《繁星》全本或节选等，则是常有的事情。
《繁星》的外文版，仅日本便有三个版本，即1939年12月，日本株式会社开明堂印刷，伊藤书店发行，译者是饭塚朗；1951年，日本河出书房刊行谢冰心自选集，内有仓石武四郎译的《繁星》；1954年，大曾根纯又将《繁星》译成日文。1962年日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19集“诗、民谣集”，收入饭塚朗译的《繁星》，也就是1939年的译本。
1967年，《〈繁星〉与〈春水〉》由娅米拉·黑林高娃译成捷克文，后有译者的《跋》，于1967年布拉格出版。1977年，《繁星》由马来西亚黎煜才译成巫文，由马来西亚联营出版。报纸刊登的广告语说：本书于1977年根据1959年香港版翻译，译者巫译此书目的有二，一方面使中学生对短诗的内容与结构有所认识，另一方面又引导他们对新诗创作发生兴趣。
1949年之前，《繁星》的单行本版权属于商务印书馆。冰心从日本归来之后的1954年9月，国家权威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冰心小说散文选集》，随即改为《冰心选集》，首次以78节节选的形式收入了《繁星》。
也就在这时，出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繁星》毁版事件。据1956年6月25日冰心致赵清阁的信言：“……谈到《繁星》毁版事，同意书并没有寄来，无以答复。横竖三月后不回信就算同意了，是不是？”为什么毁版，是不是真毁了？因为没有见到那个“同意书”，现在竟是成了一个悬案。
合并
《繁星》《春水》并列书名，成为一本书的形式，是比较晚的事情。我所见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4月首次以诗集《繁星 春水》并列书名，署名“冰心女士”，列入“新文学碑林”第一辑编目。
《繁星 春水》以铜版纸插页的方式，影印了两本书的“原版封面”，前有出版说明 （1998年1月）。这个合二为一的版本，使用的是商务版的《繁星》、北新版的《春水》，但编辑时有所疏漏，《繁星》的二级目录未将“繁星（一——一六四）”标出。这大概是套用商务版权所至，商务版不设目录，与人文版设目录而未出目录有所不同。但它的意义在于，首先将这两个版本合在一起，形成了后来流行的版本。版权页上标明：繁星 春水/冰心著（与封面不一致），1998年4月北京第1版，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10000，定价7.5元。那时冰心先生尚健在，版权应是经过她的同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取得《繁星》《春水》并列一书的版权后，又适逢“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1999年），《寄小读者》与《繁星》同时入选，成为广大读者提高文化素质、增加文学修养必读的经典作品。同时，国家教育部分别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01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03年，简称“新课标”），《繁星》《春水》进入中学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发行的《繁星 春水》，搭上了这两趟列车，以“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名义大量印行，进入教育市场。我所得到的“1998年4月第1版，2000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已做了补缺，将“繁星（一——一六四）”列入了二级目录。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1999年），《繁星》入选，但是没有《春水》，这让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些犯难，他们已经将这两个版本合并了，如果用《繁星 春水》为书目，则不能标“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而标与不标，发行会受到影响，要么就退回到《繁星》单行本时代，但出版社又不甘愿，于是出了一招，将《春水》作为“附录”收入，也就是标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年）的《繁星》，包含了《春水》，目录的排列与1998年版相同，只不过《春水》诸篇目，均以“附录”的形式出现，但这也造成了一种比较怪异现象，总共165页的书，“附录”占据了110页，这似乎有些不合出版规范。
《寄小读者》搭上了“百年百种”“新课标”与“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三趟车，《繁星》与《春水》则是搭上前两趟，发行量也是很大的，不仅最先取得合二为一版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获红利，其他各类出版社也分享了这两趟车带来的红利，所以21世纪的《繁星 春水》版本也是众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