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苏轼800字作文,苏轼让我懂得了800字作文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4-24 15:09:46

套用陈词滥调,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苏东坡,一点也不过分。他有足够的贴近性,让每位读者从他身上找到熟悉的影子。

以我为例——和苏东坡的相同的恶习就不少——熟悉我生活的朋友都可以作证:喜欢嗑瓜子,吃蚕豆,喝姜茶(尤其是这个),饮酒不过五合(半升),喜欢平躺让人按摩腿部……

读苏东坡很亲切。举一例子,科举考试时,他写“三*之三宥之”就属于现编典故,替名人造名句——我想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人读到这里都会不自觉地笑出来,并说“俺也一样”。当梅圣俞问他,这个典故哪里来,他诚实回答,杜撰的,“亦意料中事耳”;当欧阳修问他,他委婉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里,实则暗示“ 以今度古,想当然耳”(原话在《后汉书》)。

也许就是这种纵横恣肆,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我既看不懂他的字和画,也不懂他写的词。但似乎有定论,苏轼独创一派——词开创了豪放派,又是文人画理论的实际奠基人。也只有这种不循规蹈矩的人,才能如此。苏自己也评价:“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不拘泥于古人),是一快也(是最大的快乐)。”我想从他科举考试那一刻,他的创作余生我们就可以未卜先知了。

苏东坡成名的基础还得是因为他做过高级公务员,至少也是到部委大院主持过工作,不然没人敢把他写到实录里,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忘不掉他。官本位社会里,职业作家的地位都不高。大多数人都记得他官至礼部尚书。礼部,是六部之首。鲜有提及的是,苏东坡还做过两个月兵部尚书。按今制,他既担任过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又做过宣传部长、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以及文化部长。他真正“实权”的职位,却是一个虚职——翰林学士加知制诰,为皇帝起草公文和诏令,虽仍是三品,做的是中央*处、中办或者中央政研室的工作。北宋几乎没有颁赠过一品,官居二品已是宰相。三品已属于高级官员,说是“国家*”也不过分。在这个位置上,他大概草拟了800多道圣旨,其中就包括给他的仇人李定、吕惠卿、王安石定性的诏书,施以他在中央工作时最大的政治影响。

一千年来文人士大夫总替苏东坡鸣不平的原因是,无论外放还是左迁,都不该过品质低下的生活。这也是高级公务员和文人的天然矫情。事实上,除在岭南、儋州一带,苏东坡过得还是人上人的生活,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未尝一日无客”:有人组织外会,邀请高级厨师到场烹饪,请他吃饭;各地太守常送酒、药与他,带去礼物;拥趸常向他求字、求画,奇货可居;地方上引他游山逛庙,请他题字;高僧总是不定时出现在他的周边,谈禅论道……

苏东坡在潦倒困苦的时候,总是天真快活;真正生活得还行的时候,却总是哭穷。他说“人人知我囊无钱”“资用罄竭”“仆与梦得为穷之冠”。真正流放之前,他不太缺钱,只是从不理财的习惯让他囊中羞涩。即使缺钱也会管子由要,有一次就要了7000缗买房,如今已不太好计算这个价格了,若折算米价,北宋一缗,也就是一贯钱,相当于今天的200-500元,7000缗则是140万—350万元。在宜兴买地的时候,第一次刚买完房,原业主向他哭穷,他把这500缗就送给了他人,房子也不要了。果然,高级公务员哭穷的标准,也和我们寻常老百姓不一样。

我觉得苏东坡众多经历中,两件事对他于后世影响最大。一是乌台诗案,二是被贬黄州。乌台诗案,让被审问的苏东坡逐句解释了100多首诗的典故、含义。他也因此成了诗人中免于别的注评家乱阐释的少数人之一。在黄州他完成了劳动改造,开始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和视角开始观察普罗大众,他在这里首次取名为“东坡”,产出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品,摸索出了东坡肉的做法。如果没有这两个变故,也没有今天的苏东坡了。

多数人读人物传记的时候,容易以一两处巧合就自比前人,忽觉自己与伟大有相像之处。我读苏东坡传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我竟如此相像:

话唠。苏东坡一生流放或被贬其实整体过得还是非常舒适的,一天不缺朋友,一天也不缺酒。唯有在海南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客人,他会找邻居,或者找几个庄稼汉聊天,让别人给他讲鬼故事,他讲三个,别人讲一个,以三换一。他和我最怕没人说话。

*。在黄州临皋亭江边居住的时候,他的破屋子不避风雨,他却说,坐在席子上就可以“江南诸山尽收眼底,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当然这是他天生的乐天派造成的,就好比我过得不如意的时候,拍下好看的照片佯装闲情逸致一样。这种习惯后来确实也害了他。苏第一次真正感到绝望的地方就是流放儋州,具体原因是他在岭南已经过上倒数第二艰苦的日子,仍然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读完这首诗竟然觉得“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继续参他贬他。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即使你苦中作乐,有些人也会嫉妒你的这些“乐”。

口嗨。如果生活在现代,他一定是网信办重点关注和监控的对象。无论在何处,他写的诗词散文,时刻有人关注、传播(“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南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宋神宗吃饭的时候也要读他的文章,以至于“举箸不食”。但他也因此给对手留下了“口实”,总有御史以文字狱的方式来弹劾他,从他的诗词中试图解释出一些反动思想来。我想,如果生活在今天,苏东坡一定是更不完的朋友圈、发不完的微博、闯不完的祸。我也必须谨慎。

妥协。苏东坡一生中重要的敌人是王安石、章惇。这些人数次置他于死地。但当他路过金陵的时候,还是主动拜访了晚年的王安石。在章惇晚年被流放到雷州的时候,他还写信安慰,“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弟弟在那里住了一年,没有瘴疠)”“但以往者,更说何益(对于以前的事情,再说还有什么用呢?)”“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苏东坡是土象星座(摩羯座),这一点林语堂在书中自始至终都是认知错误的(我在下文中会提到他的更多错误)。他搞错了苏的出生日期,还认为他是天蝎宫,属火命。事实上,苏东坡一生都在主土克水驭水:

出眉山,他从容走过了险象环生的三峡水路。那个时候的这条路线每年都有大量船只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发生。

他第一次做官是凤翔府判官,主要政绩就是成功求雨,刚在太白峰上读完祈雨文,便久旱逢甘霖,再一次敬告神灵,则天降大雨。

到任徐州三月后,黄河决口,淹了城池,他亲自监工,把水引入黄河旧道才解决此患。他在这里建了一座黄楼——黄代表土,可以克水。

在杭州,他修建河道、水库,挖人工湖,解决了城市淡水饮用、河道疏浚的问题。

贬岭南路上,官方要没收他的船只。他祷告完之后,强风吹来,船帆涨满,成功到达中间站(苏东坡自己说,如果全走陆路,会身染重病死于道侧)。

他身在惠州,遥控指导广州官员引山泉入城,修建水库,并解决管道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前主政杭州的官员在七月下旬处理水灾的故事——没错,说的还是苏东坡。元祐四年七二〇日起,还在修苏堤的杭州开始下雨,城市内涝严重。在当年向上汇报的公文中,最重要的部分遭到了删除,出现了严重的瞒报现象。后来知院派发联合调查组前来调查。历史是何曾相似,不过他是那个问心无愧的人。

摩羯座的异性缘非常好,可能仅次于双鱼。苏东坡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女人在帮他。女人造就了他,他也造就了女人。四任皇太后对他宠爱,予取予求,让他一次又一次被畀予重位、免遭罹难。

他对王弗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千古名篇,对妓女李宜写了“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寓娘启发他写出“此心安处是吾乡”抚慰后世千年;王朝云对他说出了“一肚皮不合时宜”;得知暗恋的表妹去世,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称“心如刀割”。这些都是千古名句中的名句。

苏东坡的后半生伴随着疫情。在黄州的时候,连年大疫,他求方于眉州好友巢谷。在杭州的时候,疫病流行,他把药方做成大字报张贴,首次发布《第一版防疫诊疗方案》;他捐了五十两黄金,公款里拨出2000缗,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我不能稽考)。在岭南的时候,除了自酿酒,还积攒药物,赠与酒友,自己一直非常注重养生,勤于练瑜伽和炼丹(内丹即丹田)、晒朝阳。他指导广州地区办公立医院,解决水源问题,防止疫情。但他及家人却深受瘟疫所害,王朝云死于瘟疫,几名仆人也死于瘟疫。

说到养生,子由亦是。苏辙生于3月18日,和我一样都是双鱼座。书中说他打小“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我常和朋友开玩笑,双鱼座,极寒之日出生,脾胃(身体)都不太好,颇为应验。后来,子由练习瑜伽,才元气焕发。但书中又写,当在庐山再见子由时,他“看上去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熬夜养生,苏辙开创了先河。

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失意的鸣钟食鼎之人,读这本书心有戚戚焉是该有多惨,高级官员以为的惨和我们的惨不太一样。假使生活在熙宁年间,我们种田都要背负着最高的利息——年利率40%-60%,国家银行放贷,是今日之LPR加上浮后的数倍。商业、盐业都被扼*。“丰凶皆病”,农民若丰收,会被追要本金、利息,还不上就锒铛入狱;遇到歉年,啼饥号寒,路有饿殍。

读完这本书,不应该可怜苏东坡。如果竟然物我胞与,那我们该是何等可怜。

注:

自《京华烟云》之后,一直找不到能准确翻译其小说的林语堂,指定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为唯一“官翻”。但直到今日,编校数次,我一文盲还能找出若干错误。林语堂以英文创作,他甚至将旧历日期全部直接写作公历日期,误导中美读者,也因此,他自己错认苏东坡是天蝎宫。书中前四分之三所出现的“里”也无交待,应为“英里”,例如“离开封四十里外的郑州”“陈州位于国都南七八十里”“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均会让读者误会。还有一些引述,例如,将吴自牧的《梦粱录》写成《梦梁录》,将唐代的《东皋子传》写成是汉代的。以上,是我发现的。

书中一些地点、重要的时间节点人物等也出现错误。例如,苏东坡初次到杭州任职时常常游玩,“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葛岭”在西湖北,不可能从南岸出发;林语堂曾三次到杭州游玩,写下了著名的游杭州三篇,仍搞错这一地点,不可思议。《元祐党人碑》名单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他却写成以苏东坡为首。他把北宋灭亡的时间误写为靖康元年(实则靖康二年)。他把米芾初识苏东坡的年龄误写成22岁(正确应为32岁)。他把王朝云去世的年份写成绍圣二年(实则绍圣三年)。以上,此书的编辑都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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