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祖籍江西吉州永丰，称“庐陵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推官。3岁父亲去世，欧阳修4岁随母投奔叔父到随州定居。
公元1023年17岁的欧阳修在随州应试未中，两年后再试，又未取。22岁时，欧阳修随汉阳军胥偃到京师，次年赴国子监应试，获第一名，赴国学解试，又获第一。天圣四年，24岁的欧阳修自随州荐或礼部应试，再获第一。经过御试旋即进士入第，授将仕郎，充西京（洛阳）留守推官。
从时间上推算，从4岁到22岁，欧阳修在随州生活了18年，即其青少年时代都在随州生活，随州是欧阳修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
公元1036年，30岁的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改革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年多后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一个是18年的成长地，一个是1年多的贬谪地。欧阳修关于随州的诗文仅有《李秀才东园记》、《记旧本韩文后》以及一些与在随州的朋友钱惟演、尹洙等的诗文互答中。在《欧阳文忠公全集》七百多篇（首）诗文作品中，记述夷陵、写于夷陵的诗文竟达125篇（首），约占其全部诗文创作的20%以上。
于是，随州人不乐意了，以为欧阳修不喜随州，何以文章中极少出现随州，好不容易出现《李秀才东园记》中记载关于随州的文字一些，却将随州描绘为“下州”、“僻陋之地”、“几百年未出一士”。其实此系误读，因在随州期间，他所写文章虽老到娴熟，但仍属学习阶段，而且多是为应试之作，故而在随州所作文章而名满天下实属不易。真正使他崭露头角应是到洛阳任官后所作，加之钱惟演及同僚的提携及应和之作。而贬到夷陵，则是他成熟之年也即创作旺盛之年。试想人一生的成长之年与成熟之年的创作数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欧阳修在《李秀才东园记》“而随近在天子千里内，几一百年间未出一士，岂其贫贫薄陋自古然也？”，随州人为此懊恼不已。其实，泰然处之而后痛定思痛，直追前贤而未可知。因为欧阳修一生在多地生活，这样的词语很常见，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贬夷陵县令时所作《夷陵县至喜堂记》，也这样写道，“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与对随州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对比“故于今虽名藩镇，而实下州。”当然，随州现今跟宜昌更不能比较了，随州设立地级市仅十多年，而宜昌已经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第一方阵。
接下来“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之，而诗人亦曰蛮荆，岂其陋俗自古然矣？”跟随州一样，“难道夷陵的陋俗自古就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这两篇文章都运用了相似的笔法，即由古及今，从历史、人文、物产等方面各个评论，又才转入文章正题，结尾又表述优点，典型的欲扬先抑，故而文章跌宕起伏，笔底波澜。“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作至喜堂记藏其壁。”
附：夷陵县至喜堂记
欧阳修
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
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之，而诗人亦曰蛮荆，岂其陋俗自古然欤？
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树木，增城栅，甓④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又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起敕书楼，饰厅事⑤，新吏舍。三年夏，县功毕。某有罪来是邦，朱公与某有旧，且哀其以罪而来，为至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度为疏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
夫罪戾之人，宜弃恶地，处穷险，使其憔悴忧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
然夷陵之僻，陆走荆门、襄阳至京师，二十有八驿；水道大江，绝淮，抵汴东水门，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岁满或自罢去。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作至喜堂记藏其壁。
夫令虽卑，而有土与民，宜知其风俗变化之善恶，使后来者有考焉耳。
译文：峡州治所夷陵，地临长江，虽然有椒、漆、纸可以流通于商人，然而民间习俗节俭简陋，常常自产自足，没有什么需要依赖各地的。小商贩所出售的，不过是干鱼咸鱼，老百姓所喜欢的东西罢了，大富商都因无利可图而不到这里来。地方偏僻而且贫穷，所以夷陵是下等的县，而峡州是小州。
州居没有外城，大路不能通行车马，市面没有商铺排列，而咸鱼店铺腥臭得不能进去。即使是州君经过街市，也一定常常下马，捂着鼻子快步走过去。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灶屋、仓房、厕所、水井混杂在一起，一个房间里上层住人，下面养猪。覆盖屋顶都使用茅草竹子，所以每年都常常发生火灾，而当地风俗信奉鬼神，百姓相传说修建瓦屋的人家不吉利。夷陵这地方，是楚国西部边境，以前《春秋》记载楚国时把夷陵当做少数民族地区，而写《诗经》的人也称之为“蛮荆”，难道夷陵的陋俗自古就这样吗？
景佑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庆基）先生治理峡州，开始栽树，修筑城栅，用砖铺砌南北街道，规划街市区域。又教百姓建造瓦房，把灶屋和仓房隔开，把住人与养猪分开，来改变夷陵的习俗。这些事情完成后，又命夷陵县令刘光裔加以治理这个县，建造供奉皇帝诏书的楼阁，整修官府办理公务的正堂，翻新官吏宿舍。景佑三年夏天，夷陵县的这些工作都完成了。我犯了罪来到此地，朱先生和我有老交情，而且同情我因贬谪而来，为我来到县府，选择正堂东边的地方修建至喜堂，规划宽敞洁净高大明亮而朝阳，让我住在这里调养心情。至喜堂建成后，他又和宾客一起来到这里庆贺落成。
我是犯罪的人，应该贬弃到偏僻恶劣之地，安置在穷困险恶之处，使自己身心劳苦愁思，然后才知道悔恨过错。现今竟依赖朱先生而得到好地方，得以苟且快乐安逸，欢快地使人忘掉有罪在身的忧愁，这都与我贬谪而来的原意不一样了。
然而夷陵偏僻，从陆路经过荆门、襄阳到达京城，有二十八处驿站的路程；水路取道长江，渡过淮河抵达汴京的东水闸，共五千五百九十里。所以做官的人多数不愿意来，而已到夷陵做官的人常常不能交卸职务，到任期届满后有的便自行辞职离去。然而不了解夷陵习俗原始质朴，很少盗窃争讼，县令每天的饮食有米有鱼，又有橘、柚、茶、笋四季时令鲜味，江山秀美，县府居室修整完善，没有不令人满意的。这并不是只有犯罪的人可以忘掉忧愁，而是凡来夷陵做官的人无不开始来时不高兴，来到后又喜欢了。作了《至喜堂记》，嵌砌在墙壁之间。
县令地位虽然低微，但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应该记载地方风俗变化的好坏，让后来接任县令的人有所考证啊。
《李秀才东园亭记》欧阳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随。随，春秋时称汉东大国。鲁桓之后，楚始盛，随近之，常与为斗，国相胜败。然怪其山川土地，既无高深壮厚之势，封域之广与郧、蓼相介，才一二百里，非有古强诸侯制度，而为大国，何也？其春秋世，未尝通中国盟会朝聘。僖二十年，方见于经，以伐见书。哀之元年，始约列诸侯，一会而罢。其后乃希见。僻居荆夷，盖于蒲*、郧、蓼小国之间，特大而已。故于今虽名藩镇，而实下州，山泽之产无美材，土地之贡无上物。朝廷达官大人自闽U岭徼出而显者，往往皆是，而随近在天子千里内，几一百年间未出一士，岂其庳贫薄陋自古然也？
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风土，地既瘠枯，民给生不舒愉，虽丰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尝有树林池沼之乐，以为岁时休暇之嬉。独城南李氏为著姓，家多藏书，训子孙以学。予为童子，与李氏诸儿戏其家，见李氏方治东园，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视封树，日日去来园间甚勤。李氏寿终，公佐嗣家，又构亭其间，益修先人之所为。
予亦壮，不复至其家。已而去客汉沔，有京师。久而乃归，复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寻童子时所见，则树之蘖者抱，昔之抱者，草之茁者丛，之甲者今果矣。问其游儿，则有子，如予童子之岁矣。相与逆数昔时，则于今七闰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叹嗟徘徊不能去。妥！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计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
公佐好学有行，乡里推之，与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