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使用代数方法来刻画这些逻辑，并借助证明理论及代数学的手段确立了它们的一般特性；
他们把其中一些代数刻画转换为语义理论，这些理论旨在陈述出逻辑常项的意义，从而提供某种标准，让我们借以判定某种形式化是否可靠，亦即它所容许的推理是否都真正有效，或者判定它是否完全，亦即它是否容许所有真正有效的推理。(参见达米特，第16-17页)
此外，在弗雷格那里，人们进行逻辑分析时是对整个句子赋予某个真值的，因而真值函项语义学只作为一种技术上必要的手段，从外部理解句中各部分的意义。
这意味着如果确定“意义”始于外部，而不是从内省的经验抽象出“意义”，那么人们虽然可以表达说某个词有指称是什么意思或把某个指称赋给某个词是什么意思，但仍然需要确定或定义包含所考虑的这个词的句子的真值条件。
也就是说，人们也许知道这个词有所指，但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们仍然需要寻找融贯的机制，而这个机制依赖于语境，并且以判断的方式指派真值。后继的哲学家不断地阐发和发展语境原则，其愿望正在于聚焦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的立场，提供非内省哲学的可能性。(cf.Costreie，pp.287-301)
伴随着对经典逻辑的扩展来展现可能的可靠推理形式以及对有效推理思想的重新理解，论证的内在结构成为现代逻辑关注的焦点。这种结构体现在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
微观结构指演绎论证或归纳论证等逻辑形式，它所探讨的是组成论证的诸种陈述的内在结构。例如，演绎逻辑揭示了组成论证的陈述如何基于简单命题或原子命题，借助真值函数联结词、量词、算子和模态或命题态度联结词逐步建立起来。
与之对照，宏观结构则探讨组成论证的陈述以何种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它们形成什么样的结构模式？闭合结构、收敛结构、组合结构还是序列结构？其所断言或支持的主张又受到怎样的限制？(cf.Freeman，pp.505-527)这些问题的探索构成了图尔敏(S.Toulmin)、托马斯(S.N.Thomas)和弗里曼(J.B.Freeman)的核心工作和重要贡献。
作为分析哲学方法的“分析”
自从蒯因之后，当代分析哲学不再有像罗素、卡尔纳普或奥斯汀式的主导人物。
雷舍尔(N.Rescher)在谈到20世纪后期哲学的多样性时，以如下方式总结了这一情境：从前，哲学舞台由少数几位大师主导着，当时的哲学就是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但是，哲学的这一“英雄时代”已成往事。
我们已进入新的哲学时期，此时，不仅有占支配地位的杰出人物，而且出现了一大批影响较小的人物；不再有显赫的哲学帝国，哲学景观更像中世纪的欧洲——由享有王权的贵族和兼任主教的君主所辖的诸多小块领地的汇集；零星的著名哲学骑士，只是在间或分散的诸城堡中，赢得当地忠实朋友的追随或遭遇其对手。(cf.Rescher，p.109-113)
20世纪70年代之前，分析哲学的“分析”有特殊的含义，其发展分为三个明显阶段：
第一代逻辑主义哲学家的特长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其目的是用形式语言对日常语言的陈述进行治疗和重新公式化；
第二代分析哲学家形成于逻辑主义衰退之时，致力于描述使用语言时的环境、背景和场合；
第三代分析哲学家利用已经超出标准逻辑框架的逻辑体系结构，力图使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逻辑形式化。
但不论采取怎样的方法论，原则上都坚持：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即对语言的错误使用，表现为混淆了语义的边界，破坏了使用语言的规则；
因此，解决哲学问题，就是要清楚地说明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犯了怎样的错误，刻画清楚语言使用的规则，澄清语义的范围等。(cf.Mahdawinejad，pp.15-236)并且早期的分析哲学可能只专注于哲学的某一两个领域，比如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
然而在当代，分析哲学已经非常广泛和多元。
它不仅是英语国家的主要哲学传统，而且在非英语国家中也正稳步增长；它的触角几乎伸向了哲学的所有领域，其思想、立场和方法论都已经多样化了。(cf.Beaney，pp.20-42)运用“分析哲学”这一词通常只是为了与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作对比，或与“哲学史”研究相区别。
“分析”成为“明确化”的代名词，作为一种普遍性方法逐渐渗入到一切哲学活动中——各个学派都有解答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也都可以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分析”这个同一主题做出回答。
也正因此，分析哲学如今盛行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而把整个分析哲学统一起来的是，它全神贯注于对合理性的理性讨论。后者是任何对当代文化问题认真地怀有兴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话题，它们遍及科学研究、日常行动决策、语言使用、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思等等所有领域中的合理性。
与之相关，不得不提及的是，人们常常把分析哲学泛称为“英美”哲学，这样的理解产生了一种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把一族以方法为特征的探究方式(即“分析的”)，与另一个靠地理位置来区隔的传统(即“欧陆的”)相对照，这种做法是宽泛和模糊的。
在20世纪，不止一种潮流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做出贡献，“而在希特勒上台前，与其把分析哲学看作一种英国现象，不如看作一种中欧现象”(达米特，第2页)，因为分析哲学中心向美国的转移主要是政治事件即纳粹政权的长期影响。
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可以彼此割离或完全无关，而是说，只有在看清它们彼此区别的基础上，才能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
那么，如何辨识作为分析哲学方法的“分析”呢？
今天，当人们称自己所做的是分析哲学，存在一个底线标准，即重视语言的清晰性，重视分析和论证。这样的界限是为了跟以下哲学区分开来：即不追求清晰的概念，不重视论证分析，使用一种含混、晦涩的语言或文学式的语言来代替哲学论证。
例如，坎普(G.Kemp)认为，分析哲学要求其论证：
1)运用有效的推理形式；
2)使用清晰、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述，并且尽可能使之晓畅直白。(cf.Kemp，pp.699-700)那么，怎样就算清晰呢？在马蒂尼奇(A.P.Martinich)就是尽量避免歧义性(ambiguity)、含糊性(vagueness)和不确定性(indeterminateness)。(cf.Martinich，pp.195-196)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析哲学将逻辑等形式化方法作为工具手段。
在对话和讨论中，交谈的各方必须澄清他们的观点，一步步修正对方不全面或不确切的表述，最后得到一个意义清晰的论点；也可以尝试自问自答，从你自认为是正确的回答开始，然后找出反例，一步步逼近你对问题的认知：
1.明确问题。例如：“是什么使得某物成为X？”“认定某物是X的依据是什么？”“使某物成为X在逻辑上如何可能？”“X与Y之间的逻辑关系究竟是什么？”
2.提出假说。详细说明适用所提问题的概念的充分或必要条件，确定当且仅当且被这个概念使用的事物所拥有的所有特征。
3.推导待检验的结论。此种结论具有如下形式：如果假说H为真，那么概念X就可以适用于这种情况。例如：“如果这个假说为真，结果会怎样？”“它蕴涵了什么？”“它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什么？”
4.对假设进行检验，即判断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假设的那种情况。
5.接受或拒绝假说。如果该概念适用于你设想的那种情况，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为真，否则就有理由认为它为假。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你应该要么抛弃这个假说，要么回到第2步对它进行修正。
总体说来，哲学家大致都认为分析哲学的风格应当满足：
1)文字清晰、明确，不诘屈聱牙；
2)论证有效(valid)、健全(sound)、易识别、融贯，让大多数哲学家觉得有理有据、使人信服；
3)逻辑的分析手段。当然，关于如何理解分析哲学中对于语言和逻辑的“偏好”，当代哲学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威廉姆森(T.Williamson)对于“语言转向”和“概念转向”的论述，斯塔尔纳克(R.Stalnaker)对于模态逻辑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探讨，等等。
不过无论如何，分析哲学注重对人类知识和信念体系中各种命题和概念的准确分析和使用，强调论证的严谨性。语言的清晰化虽然不能算是分析哲学的独有特征，但分析哲学力图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哲学文本，并首开先河要求哲学像科学一样精确，像科学一样也能够形成不断进步的共同体。
形而上学主题的重新引入
对“分析”的分析不能回避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分析哲学在整个20世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现象的起因受到了科学飞速发展的影响，后者冲击了哲学原有的形而上学体系。
由于科学的巨大进展，哲学家发现自己在关于“什么是真”的问题上已经非常乏力，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发现关于世界和人的本质的知识——发现事实是科学家的任务。
哲学家的职责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提出庞大的理论体系，也不是提出有关“实在是什么”的命题。而关于“实在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世界的本原”和“什么是人的本质”等问题，正是形而上学传统的研究领域。
在早期分析哲学中，先后出现了两股明显的反形而上学思潮：
第一波是世纪初罗素和摩尔对观念论的反叛；
第二波是30年代后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全面的拒斥，尤其是指责传统哲学家(形而上学家)文本晦涩、用词生僻。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经验主义对超验事物的拒斥。
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卡尔纳普与奎因之间经历的一个著名争论：是否存在合理的形而上学问题。对此，卡尔纳普的回答是：没有；奎因的回答是：有。
卡尔纳普反驳形而上学的理由是：存在两种问题，一种是内在问题(internalquestion)是在某一语言框架下提出的问题，因此可以在语言框架内部得到回答；另一种是外部问题(externalquestion)，即关于语言框架本身的问题，不能在该语言框架内得到回答。
任何形而上学问题都是外部问题，是关于语言用法的实践问题，不能在语言框架内回答，没有一个确切的是或否的答案。不能在语言框架内回答的问题都没有意义，因此形而上学问题没有意义，进而不存在合理的形而上学领域。
就严格的逻辑意义来说，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给出一个命题，并提出判定这个命题(或它的否定式)为真的任务。“只有给出了一个命题的符号，即由语词或其他符号构成的语句，才能给出这个命题”，而形而上学命题“只具有语句的外在结构”，它们虽被认为是语句，但实际上不属于语句。
只有对象的构造式——把此对象的命题翻译为基本对象即原初经验关系的命题的规则——才给这些命题一种可证实的意义。但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命题是超越经验的，不可能在一个建立于直接经验之上的构造系统中构造出来，不能被翻译为原初经验关系的命题，(参见卡尔纳普，第322-323页)因此属于似是而非的无意义的陈述。
奎因则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之所以把形而上学看作无意义的命题，是预设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即“在分析的或独立于事实的意义真理与综合的或基于事实的真理之间存在某种根本的分裂”，但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学说，都包含着某种本体论的前提，这不是关乎事实，而是关乎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
(cf.Quine，pp.20-43)这场争论之后，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奎因对卡尔纳普的批评成立。(cf.Price，pp.320-346)形而上学虽不能提供关于实在本身的任何知识，但是一种认识实在的学问，它以不同于科学经验方法的那种哲学特有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实在。
奎因和斯特劳森(P.F.Strawson)，两人分别从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中把形而上学拯救出来。
斯特劳森对以后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殊相和相关的同一性方面，后者被威金斯(D.Wiggins)更为充分地探讨。奎因的影响不单单是一些具体的形而上学观点，比如唯名论，时空四维主义等，远为重要的是，他的本体论承诺在分析哲学内为各种形而上学打开通行特许途径，即便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声名狼藉。
关于形而上学的发展，摩尔(A.W.Moore)甚至觉得卡尔纳普、奎因和刘易斯(D.Lewis)的关系有些类似于近代哲学中休谟、康德与费希特或黑格尔的关系。(cf.Moore，pp.331)
综上不难看出，分析哲学的某些学派不等同于分析哲学这个广泛且多样化的运动，其反形而上学的情形也因流派、阶段、类别的不同而各异，因此某些分析哲学学派反形而上学不等同于分析哲学反形而上学，而是需要明确何人在反、如何反以及反何种类型的形而上学；有些反形而上学观点其实是以一种新的非形而上学的方式触及或接近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问题。
况且形而上学是就其内容而言区分于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哲学分支；而分析哲学是就其研究方法(或风格)区别于现象学、实验哲学等哲学分支。
也就是说，内容上重视形而上学问题，方法上重视逻辑化的严格分析构成了两者的特征。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畴或方面，当然也就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
分析的形而上学摈弃了传统思辨的形而上学，但把形而上学的主题重新引入分析哲学的论域。
按照齐默曼(D.W.Zimmerman)的归纳，至少包括三条进路：
1)以齐硕姆(R.M.Chisholm)、克里普克和刘易斯为代表；
2)新潮流形而上学家(NewWaveMetaphysician)，以普特南和麦克道威尔为代表；
3)通过分析哲学方法论重新回到德国古典哲学文本去探讨那些问题。
(cf.Zimmerman，pp.ix-xxii)而达米特则构建了用以探究形而上学争论所需的逻辑基础。他认为在构筑这样一个基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我们通常视为当然的东西之下进行挖掘，这些东西是在没有弄清我们关于语词的意义，尤其是关于逻辑常项的意义的假定的情况下被接受下来的。(参见达米特，第7-13页)在他看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争论的实质在于语义学之争、意义理论之争以及真概念之争。
20世纪末期，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借助于物理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或生物学等，已经产生变得相当热门。
在跨学科运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分析哲学的分析性体现在哪里？哲学问题与经验问题或哲学方法与经验方法之间范畴性的差异会消失吗？分析哲学与科学是否不再有截然的区分？大数据时代，追求本质是否可以被收集事实而取代？
这些问题的回答如同问题本身一样开放。分析哲学的确跟现代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地保持着哲学和科学相互依存的关系。
不过，尽管分析哲学频繁地被声称为“科学的”，但它在根本上是一项人文的事业，正因如此，在与自己的过去具有紧密关联方面，它是不同于科学的，表现在：分析哲学如今处理的许多问题古已有之，例如存在是一种属性吗？如何能够有意义地或真实地谈论非存在？两个真实的同一句怎样在意义上做出区分？
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各分支科学取得的进步，但是，为什么不同的分支有时会声称截然相反的论断？
这是因为，任何一门分支科学都无法解决上述所提出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功能不是进行具体的科学探究，而是为事物是其所是的原因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概念。包括把科学与日常经验进行调和的尝试。每门科学都运用日常经验，它们通过观察提出论断，但观察本身的内在特征却没有被科学所触及。
然而，一个健全的世界图景，不仅应包含被观察、被描述的世界，还应包含观察本身与观察者之间的内在本质和关联，而对后者的探索属于分析的形而上学领域。
所以，我们无法仅凭科学知识就终结哲学讨论。我们可以把“存在哪些自然律”这个问题交给科学家，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仅仅借助科学就知道“什么是自然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基于经验，但对它的某些回答总是预设了对后一个问题的某些回答。(cf.Lowe，pp.99-109)除非我们脑海中已经拥有某种对“自然律”这个概念的理解，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些自然律存在。
每人都在心里将自然律看成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出一套清晰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推理的原因。哲学家是从哲学入手处理一般性的实在论问题，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就是工具主义者，那么不论科学理论怎样成熟，我们都无法确定这些理论是否反映世界真相，也无法确定这些理论所假设的不可直接观察的实体是否真实。
人们常常抱怨哲学不像科学那样具有明显的进步。柏拉图提出的主要问题今天仍在讨论，但是，仍未找到普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后者只在共同的前提或推理原则的框架内才有可能，而争论之所以不断，就是因为这种框架尚不存在。
哲学的进步，在于容纳新的问题；在于阐释和审视已有论证；在于更为仔细地探索可能性；在于拒绝未经推敲的前提等等。相反，哲学衰落的标志是：缺乏对广为接受的理论的质疑，削弱问题讨论的多样性，混淆或模糊重要的边界，放弃探究有争议的原则以及延续沉闷的寂静。
同时，常常听到一种诟病的声音，指出分析哲学“过于琐碎、论辩多于沉思”，这个批评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随着学术发展，哲学问题形成了一系列严密的共同体规范，也设置了望而生畏的知识门槛，但哲学探究的思想内核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开而平等的。学术工作的细化和技术化无疑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壁垒。
分析哲学的敏锐与犀利应该体现沉思的洞见，而非仅仅停留于“为辩论而辩论”，其所处理的话题，应该能够关联到哲学上意义显著的结论。
事实上，人们在日常生活里都希望克服对问题模糊不清的认识，达到明白准确的理解。如果把这种明确化的思想活动称作“分析”，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分析在其他科学中也会出现。
不过，需要注意：虽然分析对于科学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但分析本身在科学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科学的目的只在于构造理论；而对于哲学来讲，分析就非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哲学的方法并不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可以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
作为一门讲道理的学问，关于哲学的教学不是简单地宣布理论主张，而应引领思考品质锻炼的途径，唤醒人们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自觉反思，最大限度地发掘和提升生命的意义。哲学研究的一大弊端是只注重对已有观点或结论的解读和阐释，而较少推理论证训练，尤其缺少对已有论证的考查、补充和修正。
分析的方法则提供了用来检验我们的直觉真理和精神构造物最强有力的工具。
分析风格的现实意义就是为当代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或知识论、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许多哲学领域贡献思考的利器，让人们关注如何把话说清楚，如何把道理讲明白。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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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艾若
排版：莫一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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