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字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石，书法是汉字绵绵不绝的基础。书法唯其书写功能，而承五千余年之中华文明；唯其审美情趣，而育古往今来之中华儿女；唯其富于变化，而具独放异彩之中华魅力。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稳定，而会稽则是前所未有的繁华，《晋书》中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资治通鉴》中留下了“会稽人物殷阜”的记载。会稽成为与建康齐名的江南大都会。
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江南经济的大发展，社会政治的大动荡，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人文现象——魏晋风度。士人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旷达精神，率真任诞、风流自赏的适意观念，不甘沉沦、独立审美的自我意识，琴棋书画、诗文酒茶的惬意生活，成了魏晋风度的典型展示，而会稽则成了魏晋风度的展示中心。
魏晋风度表现在书法上，是各种书*相发展，书法进入了自觉创作的艺术境界。这时，隶书已进入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从成熟发展到高峰，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而王羲之正是这一时代最为光辉灿烂的代表。
二
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上，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久、影响程度最深的，以一个家族而论，无疑当推起自东晋的王氏。千古书圣王羲之，正是在弥漫着翰墨之香的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书法世家中，熏陶出来的。
王羲之像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后徙居会稽山阴，尝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卒后归葬剡县金庭（今绍兴市之嵊州市金庭镇）。
王羲之的叔父王廙，工于草、隶、飞白。二房从伯王敦也擅长草书，笔势雄健。大房从伯王导，行、草俱佳。三位长辈都尽力传授自己的书法技艺，使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书法教育。
少年王羲之在书法上受益最多的，则是来自卫夫人的悉心传授。卫夫人卫铄，字茂漪，是王羲之的表姨母，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书“婉然若树，穆若清风”。卫夫人不仅书法明丽秀美，还总结书法实践，写成了《笔阵图》。王羲之对姨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得悉姨母逝世的消息后，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写下了闻名于世的42字《姨母贴》。
王羲之《姨母帖》
对王羲之成为书圣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还有他的岳父郗鉴及其子女。郗鉴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书断》中称他的“草书卓绝，古而且劲”。郗鉴之女郗璿，之子郗愔、郗昙，均受家学而善书。王羲之正是在与郗氏他们的交流切磋中，不断提高起来的。
王羲之的成功，是一个极好的励志故事。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论自身的天资、身体等先天条件，王羲之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差些。但先天不足后天补。王羲之正是在良师传道、益友互学、家人熏陶的基础上，勤学苦炼，博采众长，承古启新，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书圣的。
三
圣人，是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只有那些人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行为最高洁的人，才称得上圣人。王羲之作为书圣，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一时的，而是后世公认的。
早在东晋之后的南朝梁时，善书善鉴的饱学之士梁武帝萧衍，就认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他还命周兴嗣集王羲之字，纂成《千字文》，作为识字习字的启蒙教材，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王羲之书法的传播。
智永《千字文》（局部）
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王书为己任，将集王字的《千字文》，临写八百余本，分施浙东诸寺，极大地弘扬了王氏书风。
唐太宗文韬武略，更是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推崇备至，对王书给出了至高无上的评价：“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唐初弘文馆学士“三少”之一的李嗣真在《书后品》中，首次给了王羲之“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的称誉。
至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鉴赏家张怀瓘在《书议》中，进一步对王羲之书法作出了“丰神盖代”“登峰造极”这种至高无上的评价。此后对王书的评价，无出其右哉。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既建立在他开天辟地的书法艺术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他光风霁月的书法理论基础之上。他不仅是书艺之圣，还是书学之圣；不仅是行书之圣，也是楷书之圣，还是草书之圣，是名副其实、名至实归的中国书法之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