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的属下、荆州名士韩嵩和刘先都劝他：
“今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
可知刘表被公认为袁曹两雄之外的第三支重要势力，他之“拥甲十万，坐观成败”，实际上是想鼎足“中立”于袁、曹之间，即如范晔所论：“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
这里的“拟踪三分”，当即指效法当年武涉、蒯通故智。
刘表本质上是一个儒生、名士，他统治荆州期间虽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却不留意于政务和军事，“言不及军旅之事，辞不逮官曹之文”。
投奔他的名士杜袭和裴潜，都说他不是能够托身的“拨乱之主”和“霸王之才”，他自己虽想“拟踪三分”，但在当时群雄争衡的动乱时代，非但不能与袁、曹三分天下，甚至不遑自保。
其下属荆州名士韩嵩、刘先和蒯越也这样看，故他们力主刘表投降曹操。推测鲁肃也不会将缺乏自立能力的刘表算作鼎足的一方。
鲁肃所谓渭“鼎足江东”的另外两方，应当是北方的袁绍和曹操。
唯其如此，他才将“剿除黄祖，进伐刘表”作为实施和巩固“鼎足江东”局面的第一步战略行动，即趁北方多务，占领荆州，“竟长江所极”，以便稳固其鼎立之势，然后徐图天下。
鲁肃所谓“竟长江所极”，通常理解为占有今天概念上的长江上中下游全流。
实际上六朝长江上流率指当时荆州境内的长江流域，即西至建平郡（治今四川巫山县）的长江干流，北至其支流汉江中游，故占领荆州，就是“竟长江所极”。
3、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天下三分当时北方割据政权林立，即司马光《进五规状》所谓“群胡乘衅，浊乱中原，散为六七，聚为二三”。
其实割据政权最多时尚不止六、七，如东晋义熙五年(409)，北方即并列有后秦、西秦、北魏、南燕、北燕、北凉、南凉、西凉、夏等9个政权。
至于“聚为二”，盖指后赵329年灭前赵时（当时除辽东慕容氏和河西张氏外，中原地区皆为石勒所统一)，以及后来苻秦统一整个北方时。
而在后赵、前秦相继统一中原之间，曾有过前燕、前秦与东晋三方鼎峙之局，这一局面从352年慕容儁灭冉魏称帝，至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维持了近20年。
367年，前燕执政的慕容恪因患疾病，对接替他的人选作了交代，其中就谈到：
“今南有遗晋，西有强秦，二国常蓄进取之志，顾我未有隙耳。”
慕容暐亦称“今关右有未宾之氏，江吴有遗烬之虏”。
前燕君臣每以“秦吴二虏、二寇”为言，显然如《资治通鉴》胡注所说，“以（东）晋（前）秦为二寇”。晋则以秦、燕为“二寇”、“二虏”。
《资治通鉴》卷一○一“东晋海西公太和三年(368)九月”条，载前燕尚书左仆射悦绾鉴于“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上书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并之心”云云。
此“三方鼎峙”，即如《通鉴》胡注释：“谓燕、晋、秦也。”
亦即《晋书·慕容儁载记》中常炜所谓“三方岳峙”之意。
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南下之时，山西、河北乃是刘渊、石勒纵横之地，因而阻碍他们南下的不是晋朝而是匈奴、羯胡；其次，前燕统治集团中，包括一大批西晋末年大乱时流亡到辽西的中原世家大族。
因此，前燕创始人慕容廆为了争取汉族人民的同情，并使南下师出有名，便接受了东晋的封爵，以取得“敷宣帝命，以伐有罪”的政治优势。
及至永和八年(352)慕容儁灭冉魏，即皇帝位，才不得不与东晋断交。
前秦、前燕初无正式外交关系。
太和四年(369)桓温伐燕，燕遣使乐嵩求救于秦，王猛主张救燕，苻坚亦欲与燕连横，秦遣邓羌率军二万救燕，并遣使姜抚报使于燕，从此双方使节络绎。
前燕梁琛使秦返燕，认为“今二国分据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计相救，非爱燕也”；“况今并称大号，理无俱存”。
前燕求救前秦时，“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悔之，谓秦人曰：‘行人失辞”，370年，前秦遂发兵攻燕。
因而东晋、前燕、前秦三方鼎峙之局只维持了19年，至370年前秦灭前燕(370)告终，进入前秦东晋南北对峙之局。
但这一南北对峙之局也是短命的，13年后爆发淝水之战，北方再次陷入多边分立的混乱之中，又经过半个世纪左右，到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才正式进入近个世纪的南北朝时代，直到534年北魏分裂。
4、南北朝后期的后三国时代《通典·州郡·序目上》：
“自东西魏之后，天下三分，梁陈有江东，宇文有关西，高氏据河北。”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六“天下再三分”条，称东西魏分立，是自汉末三分之后的“天下再三分”：
“起庚午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孝武帝为高欢所逼，奔长安讫丁酉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周灭齐，仍为南北，凡三方分跱四十四年。”
以陈、齐、周三国比魏、蜀、吴三国，当时人及唐人即作如是观。
如果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局面始奠其基算起，到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魏灭蜀，天下三分凡五十余年，倘若从220年曹丕称帝三国始有其一，或者从次年吴蜀爆发夷陵之战三国鼎立局面最终稳定下来算起，天下三分约四十余年，适与梁陈、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方分立时间相仿佛。
东西魏分立之初，东魏前承北魏版图、人口之大部，鲜卑或鲜卑化的北镇兵士之大部，以及经济上发达地区之大部，梁、陈也是前承东吴以来遗业，相对而言，西魏北周的“三分之业”确实是宇文泰集团荜路蓝缕地开“创”和拓“定”出来的。
通过东西魏间的激烈对抗，特别是五世纪中叶爆发的侯景之乱所引起的关中、山东、江南三方势力的重新洗牌，三分鼎立之业中的西魏北周一足方始稳固下来，三国鼎立的现实格局也终于被三方承认和接受。
据《陈书·孔奂传》载，天康元年(566)四月陈文帝病重，以太子柔弱（时12岁），拟传位给弟弟安成王陈顼，所谓“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义，四海事重，宜须长君”。
在唐初官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中，“三国”仍是魏蜀吴的特称。
但在佛藏史传中，却常见以“三国”指称南北朝后期鼎峙的三方政权。
唐人丘悦《三国典略》，即径以南北朝后期山东、江南、关中政权为三国。
《旧唐书·文苑中·丘悦传》：
“丘悦者，河南陆浑人也。亦有学业。…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撰《三国典略》三十卷，行于时。”
《崇文总目·史部编年类》著录该书云：
“《三国典略》，三十卷，唐汾州司户参军丘悦撰，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西魏，终后周，而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遗，自二十一以下卷阙。”
又《玉海·艺文·杂史》“唐《三国典略》”条：
5、为何天下三分如此之多？“自元魏分而为东西，西魏都关中，后周因之；东魏都邺，北齐因之。梁陈则皆都江左。悦之书，首标西魏元而叙宇文泰。”
由于东汉以前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在地域上主要表现为东西之别，因而政治上也常常形成东西对立，如战国时关东六国联合抗击关中的秦国，称为“合纵”，即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