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我从小喜欢连环画，上了大学以后这样不好示人的爱好有过一段收敛期，至少不那么公开。但在街头巷尾偶然看见处理连环画，还是会禁不住买上几本。一直到毕业以后去外省上学，又回来工作，这个爱好一直没有断。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在师院认识了一位其作品改编成了连环画的作家，师院副院长蔡维才先生。
我忘记最初是怎么和蔡院长相识的了，说起来我的工作单位，也就很自然地和他的另一个身份——作家，联系了起来。
蔡院长是作家，这是之前早就听说过的。他的大多数作品出版之后都改编成了连环画，比如著名的《疾风》（秀公、晓雁绘画，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画风既浓郁又细腻，非常耐看。他的《小铁头夺马记》改编成连环画（江苏版，聂秀功、章茂连、戚新国、朱新昌绘；河北广东联合版，谢志高绘画）在1976年第一次印刷就印了六十万册，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谢志高绘画的同名连环画，198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了吴懋祥绘画的版本。由此，这本书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众多著名抗日作品中的一部，给那一代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铁头夺了鬼子的马，骑着向八路军的骑兵连狂奔而去，鬼子追来，正好落入了骑兵连的包围圈……这个故事里小铁头夺马的情节和形象是以前所有抗日作品中都没有过的，是只属于这个故事的最大特征。这很吸引孩子，不仅是故事好看，还让他们普遍在假如是自己夺马的跃跃欲试里设身处地地体验了一次成为英雄的壮举。小铁头跃身上马的那个悬停式的飘飞姿态堪称神奇，让人不由自主地就心生向往，像《小兵张嘎》中的嘎子、《鸡毛信》中的海娃、《小柱头智送鸡毛信》中的小柱头一样，成为那一代小读者耳熟能详的形象。
历史上河北涌现出了众多的抗日文学作品，从《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到《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还有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抗日的场景和方式，尤其是其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性的场景和方式，往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冀中的乡村风物和夺马的传奇故事，在江苏画家的笔下形成了一种因为有地域想象而来的植被丰茂，让这个画面更耐看。
在这样的意义上，《小铁头夺马记》和当时另一本为广大小读者喜闻乐见的连环画《小马倌儿和大皮靴叔叔》一样，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成为孩子们津津乐道的形象。
这些本地作家的成功鼓舞了全国的写作者，对本地的年轻写作者的带动也不可谓不大。不过因为老作家们基本上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人，甚至就直接是当年的战士，所以后来的写作者再走他们近乎实证的写作路子就很难。我记得自己小时候也模拟着尝试想写一个抗日的故事，结果从结构到形象都似曾相识，很快作罢。
蔡院长生于1934年，河北枣强县人，南下干部。同为南下干部但比他年长的本地人李晓明，写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平原枪声》，其连环画改编作品影响更大。还有一位本地人吕庆庚写过《小砍刀》，也改编成了连环画。还有一本《西瓜计》写的是本地冀县周村，几个游击队员利用卖西瓜的机会*鬼子的故事。这视野所及的几种枣强冀县一带作家作品改编成连环画的几个线索。
蔡维才小时候对抗日战争的场景和气氛是有切身的感受的。加上十几岁就参军，有真切的战场战斗经验，作品刻画逼真，气氛抓人。他的作品中当然是有童年记忆的成分，所以写出来以后是有质感的，绝非后来的模仿性作品那样让人一读就不对味儿。
后来蔡院长又写了新作品，还是围绕着小铁头展开的抗日故事，但再寻求出版也不是很容易。
我拿了他用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装着的稿子以后，反反复复好几次，报了选题之后又被搁置，这样也就和蔡院长打过几次交道。那些稿子都是一笔一画的手写，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打字，作家的写作还都是稿纸上书写，最多再抄一份留底的普遍格式。因为一页稿纸一般也就两三百字，所以一部十几万字的小说就已经很厚很厚。
拿着厚厚的稿子到出版社，再从出版社拿着厚厚的稿子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书的出版都遇到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困难。因为是从师院毕业的，对蔡院长这样学校的父母官，自然是很尊敬；蔡院长和自己领导下的青年教工的家属联络出版事宜，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了些压力。可出版环境已经变了，一时半会儿很难顺利起来。
在那段时间里，每次和蔡院长见面，他总是在不紧不慢地说着稿子里的事情，对于能不能出版、何时能出版之类的琐事则表现得好像是有意无意一般。对于写作本身的沉浸与他对新书出版的期待，不相伯仲。
写出来是最重要的，出版已经属于事务性的范畴了。这是他对写作和出版的关系的一种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在后来几十年的出版实践中，被众多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一再证明，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不过我作为一个毕业于师院的学生，人生在进入社会化的工作程序之后不能卓有成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终究是怀有歉疚。尽管这只是人之常情的意义上的，是一种发乎院校归属而来的自觉的责任感。
后来因为搬家离开了师院，在那个还没有个人电话的时代里，联系也就很自然地中断了。
多年以后，在出版社的代代读系列图书中看到了《小铁头夺马南征记》，书中增加了小铁头随着部队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参加解放战争的情节，基本上是和蔡院长个人的人生经历一致的。一直到这时候我才了解到蔡院长堪称艰辛的童年和很小年纪就参军打仗的人生经历，在当时与他交谈的时候，他是从来都未着一言的。也就是说在图书出版这件事情上，他完全没有动用自己“老资格”的身份，只是以一位普通作者的姿态写作和争取出版。
知道书已经顺利出来了，终于也就可以放心了。一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次翻看这本著名的连环画，除了个别地方略显夸张之外，大多数情节和形象塑造还都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尤其其中最主要的夺马情节，形象特征显得很突出，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品质。
包括这部有关“小铁头”在内的众多前辈作家创作的抗日文学作品的背景，实际上是日本人在华北、在西部太行山、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沦陷区制造的漫长苦难。对其非人部族式的烧*抢掠的深仇大恨一直燃烧在这个民族的内心，从未熄灭。只是碍于表达上的乐观主义的习惯，我们的悲痛和愤怒的表达都取了这样一种洋溢着胜利旋律的巧妙抑或雄壮的调子，借了孩子的智慧和勇敢来抒发被凌辱之后尚未彻底报仇的遗憾与不甘。
这既是几乎所有作家创作共同形成的一种现象，也并非是哪一位作家的个人的问题。不忌讳再现自己的屈辱与牺牲，直面惨淡的血色，悲愤而不回避地展示历史的巨大伤痕，始终都是一个未完成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