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周王朝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各种维系人伦纲常的典章制度名存实亡。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旧有的人伦纲常渐趋毁灭，新的道德规范尚未重构成功，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谁能振兴如此日趋颓废的世风？孔子把这一重担放到了“君子”肩上。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中孔子认为何为君子呢？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百姓。”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从内、外两方面对君子作了界定，对内，即自身修养；对外，即立身行事。
自身修养方面，“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君子所需的就是表与里的統一、内涵与外形的結合，既有“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及人生态度与外在的言谈举止的统一。孔子着重强调人的自身修养，认为通过修己，认真履行职责，就可以使君主得以安心，百姓得以安乐。“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宣扬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踏踏实实做本份工作，而不是整天叫嚷。君子亦不是胆小如鼠之辈，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面对问题，无所忧愁，无所畏惧。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立身行事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应“以合宜为原则，以礼节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合宜，也就是孔子所倡的“中庸”、无过无不及。义、礼、孙(逊)、信皆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君子的界定，实质上仍来源于他儒家正统的观念，是他儒家思想体系的再现。君子虽亦有过错，“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危难之时，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在这点，君子已与“士”无分別。
“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
“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
在《论语》中，孔子不但从内涵与外在对君子作了界定，并且举出两个实例：“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记索隐》按，《大戴礼》有云：“外宽而内直，自娱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存仁，盖蘧伯玉之行也”。因材料短缺，只能从零星的材料中窥见一斑，然仍可以看出宓子贱与蘧伯玉的言行与孔子对君子的界定是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