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过年了。不论是否满怀“时不我待”的迫切或者“只争朝夕”的豪情,日子就是一天接一天,飞掠过去。只是每当站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间渡口,人心总免不了格外敏感吧。如果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具有代表性的游子情怀,适用于所有节日,那么“岁暮纷多思”就应该算具有代表性的伤逝心境,只适用于“除夕”。
除夕,照例是要守岁的。所谓“守岁”,乃春节旧俗,民间于除夕之夜,一家团坐,饮酒笑乐,通夜不眠”。通夜不眠,必然将寒冷的冬夜时间拉得十分漫长。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微信红包可抢的时代,老大不小的诗人们又不可能和孩童一样扎在冰天雪地里放烟花爆竹,在这个格外漫长,格外特殊的夜里,敏感之余恐怕就只能写诗了吧,比如那个过年了还在旅途上的高适,他的七绝《除夜》,恐怕要算这个主题里最广为人知的唐诗?
除夜作(唐·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悽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
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即便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也往往别有怀抱。的确,不是说只要身边热闹了,人多了,你的心里就自然而然添了欢喜。白居易在他生命里的很多除夕夜都留下过诗句,除了以《除夜》为题数首的之外,他还写过《除夜对酒》,写过《除夜寄微之》,写过《除夜宿洺州》……没有一首是欢快,或者愉悦的格调,也不见对新春的向往和期盼。在那些“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的迢迢岁夜,白居易似乎只是一个一边坐看“童稚戏”,一边想念着远方挚友的落寞之人,满心是“老添新甲子”的惶然,或者“应转悟前非”的自我省察,孤独而寥落。过年的热闹在他笔下根本见不到,他六十岁时写的七言绝句《除夜》,尤其伤感:
除夜(唐·白居易)
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
到了年纪更大一些,快七十岁的人,儿孙绕膝了,身边“嗤嗤童稚戏”,也不见他的状态里有有多少幸福,倒是益发心灰意懒,只说“七十期渐近,万绿心已忘。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生活不能算潦倒,心情却总是灰蒙蒙的,为什么呢?他生平笃信佛道,照理说应有知命的豁达,可读他的很多诗篇都觉得“乐天”二字只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期许,而终其一生,他并没有做到。
相比之下,诗僧栖蟾上人的《除夜》才真见佛心佛性,写得平和淡泊。过往也好,未来也好,岁月里的万事都是平常,他面对这一切都不动声色,顺应自然也顺应本性:
除夜(一作尚颜诗)(唐·栖蟾)
九冬三十夜,寒与暖分开。坐到四更后,身添一岁来。
鱼灯延腊火,兽炭化春灰。青帝今应老,迎新见几回。
栖蟾的好友,另一位诗僧齐己上人也一样。独自一个人在风雪的寺院里过年,是自我选择之后的必然结果吧,所以没有人陪的长夜里,灯是满室生香的;自己老了,老友们也逐渐凋零了之后,明天将要看见的是又一个春天的萌动。只要心不乱,世界其实是安稳的。
除夜(唐·齐己)
夜久谁同坐,炉寒鼎亦澄。乱松飘雨雪,一室掩香灯。
白发添新岁,清吟减旧朋。明朝待晴旭,池上看春冰。
不管别人对白居易为人为诗为文如何评价,元稹始终对白居易推崇备至。这二人用一生证明了“文人相轻”的说法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偏见。让白居易在除夜里也念念不忘的元微之,曾经评价过白居易的感伤诗“长于切”,说白居易把感伤的内容写得痛彻心扉却不声嘶力竭。其实,他自己的也一样。《遣悲怀》数首是经典例子,还有一首五律《除夜》也是悼亡主题的,更是情景兼备,絮絮叨叨而情调悲凉:
除夜(唐·元稹)
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
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伤心小儿女,撩乱火堆边。
一个刚刚失去女主人的家庭,过年自然凄惶。“伤心小儿女,撩乱火堆边“一句堪为神来之笔,完全是实况白描,却抓住了最凄惶、最痛切的一个点,写到万般无奈,柔肠百结。元稹这个人真是情感丰富而定力超群,多情到每遇到一个差不多的女人都可以挖心掏肝地投入,失去之后还不依不饶地追念。对崔莺莺如此,对元配韦丛、继室裴淑乃至于薛涛,都如此。让后人读着他的这些诗句,最后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最爱的那个人,又或者是,他一生其实都没遇到过真正足以让他爱一辈子的女人?
于是想来总难免觉得元稹此人不地道。当然唐代有名的诗人们大多丰神俊逸,生活里的风花雪月自然也多,情多轻薄似乎都被人习以为常。今人时常饶有兴味地讨论人的外貌与命运到底有无关系,又究竟有多大关系,其实说来说去都多余。因为唐代诗人们早就用整整三百余年的历史经验说明,二者之间绝对是有关系的,而且还有莫大关系。无才无貌的与有才有貌的都不用说了,有貌无才之人也要比有才无貌的多几分运气。
一个人自我奋斗的起点归根到底还是拼爹妈,像方干那种才高八斗,又天生兔唇,相貌丑陋的仁兄,早早就在起跑线上输了,只落得过个年也“心燃一寸火,泪结两行冰。”多亏遇见了恩师赏识,岳父见重,不至于心理变态,于灰烬中存留了火种,于伤怀处保持了希望。
除夜(唐·方干)
永怀难自问,此夕众愁兴。晓韵侵春角,寒光隔岁灯。
心燃一寸火,泪结两行冰。煦育诚非远,阳和又欲升。
除夜(唐·方干)
玉漏斯须即达晨,四时吹转任风轮。寒灯短烬方烧腊,画角残声已报春。
明日便为经岁客,昨朝犹是少年人。新正定数随年减,浮世惟应百遍新。
晚唐还有一个曹松,与方干一样都平生不甚得志而名满天下。作为文人,曹松在唐代历史上颇有名。因为尽管“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是唐代科场常见之事,这位仁兄高中时也已经七十一高龄了,名列科场“五老”之一,令世人瞩目,为活到老学到老千古垂范。作为诗人,他也很有名。他大半生埋头备考,为生计奔波,却对生活充满热情,历经坎坷而不灭青云之志。他师从贾岛,工于炼字,诗情诗意又不似贾岛的生涩、幽僻、阴郁。《己亥岁二首》当中有:“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乃千古绝唱。他的《除夜》意态从容,没有半点颓丧之气。
除夜(唐·曹松)
旧历不足卷,东风应渐闻。一宵犹几许,两岁欲平分。
腊尽倾时斗,春通绽处云。明朝遥把酒,先合祝尧君。
江外除夜(唐·曹松)
千门庭燎照楼台,总为年光急急催。半夜腊因风卷去,五更春被角吹来。
宁无好鸟思花发,应有游鱼待冻开。不是多歧渐平稳,谁能呼酒祝昭回。
周弘亮除夜诗中“非唯律变情堪恨,抑亦才疏命未通”(《故乡除夜》)一联,也令人感慨丛生。当然若论诗意的朝气蓬勃、诗情的意色昂扬、诗人的狂放自负,中晚唐总要输给初盛唐。李诗仙喊出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已经很了不起,不过多少有点儿落魄之人自嘲自欺自我安慰的调子。开元初的神童史青要比李大诗仙神勇得多,直接上表给明皇,自称“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昭。”说是三国那个曹子建被人逼到生死关头,作一首诗还要走七步,算什么本事,我走五步就得了。玄宗见表后下诏面试,出“除夕”、“上元”、“竹火笼”等题,史青果然五步成诗,《除夜》一首属对工整,一开篇就是爽阔气象:
除夜(一作王諲诗)(唐·史青)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
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
这才是过年当有的,喜气东来的味道。孟浩然有“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还有“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除夜有怀》)都是韵致飘洒,春意盎然的守岁图。
当男人们在这个夜里推杯换盏,或者发呆吟诗,女人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唐诗里找不到多少痕迹。唐朝这个以汉族为父,鲜卑为母的朝代,是不是天然地不够精致?要等到了宋代,才女朱淑真尚未遭遇她人生的底谷之前,才为我们留下了一点儿端倪:
除夜(宋·朱淑真)
休叹流光去,看看春欲回。椒盘卷红烛,柏酒溢金杯。
残腊馀更尽,新年晓角催。争先何物早,唯有后园梅。
除夜(宋·朱淑真)
穷冬欲去尚徘徊,独坐频斟守岁杯。一夜腊寒随漏尽,十分春色破朝来。
桃符自写新翻句,玉律谁吹定等灰。且是作诗人未老,换年添岁莫相催。
朱淑贞别号“幽栖居士”,在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照样“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年轻时候可算得娇纵任性。朱大才女不仅能文,也能画,据说尤长于红梅翠竹。她的“争先何物早,唯有后园梅”,恰与史大才子的“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隔着好几百年遥相呼应。
纵观唐宋两朝诗最看重过年的诗人,大约要算方岳。或者说,每年除夕肯定守岁,每当守岁肯定写诗的人,非方岳莫属。我没有做过认真统计,印象里单单是以《除夜》二字为题的,他便有不止十首八首。方岳诗风疏朗浑厚,不随晚唐的峻奇,也不随当时江西诗派的刻意造作,自成一家。他的除夜“山居虽窄可无竹,家计甚贫犹有书”,或“生菜春盘一杯酒,明朝花柳又村村”,或“人情何啻吴江冷,世路从来蜀道难”,或“日月无根走弹丸,年来年去几椒盘”……等等,都是可喜的警句。
除夜 其三(宋·方岳)
更与梅花把一杯,醉题帖子等春来。须臾便是隔年事,留得寒香一并开。
除夜 其四(宋·方岳)
山中寒尽不知年,只道梅花欲雪天。未到五更春已动,乾坤生意本无边。
除夜 其六(宋·方岳)
尽处生机衮衮新,花情柳思已精神。岁堂堂去谁能守,睡到明朝又是春。
若得除夜正逢立春,民间称为“谢交春”,向有“千年难遇龙花会,万年难遇谢交春”之说。新年的头一个节气,遇上旧年的最后一夜,据说百年之中只得三次,则寻常人的一生当中顶多也就能遇两次而已?南宋的诗家叶茵就遇到过。这个苏州诗人性格恬淡,诗句也散放豁达。《除夜立春》虽然没有写出题意,没有触及“谢交春”的特色,倒也带出了好意头。
除夜立春(宋·叶茵)
别岁传佳话,论文忆旧盟。黄柑凝腊酿,爆竹带春声。
节序有终始,儿童争送迎。此身强健在,列炬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