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赞发 彭楚斌
来源: 汕头日报(2004.9.12)
揭阳梅云镇梅溪北岸有一座临流而筑的彭园。园中廊亭楼馆，流水假山，林木苍郁。这是粤东第一座私家园林，始建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园主人就是彭氏入潮始祖彭延年。彭延年与其族兄彭思永于北宋年间后先知潮。看来，彭氏先人与潮汕一地早就颇有缘分。
彭延年生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三月，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字舜章，号震峰。是大文学家欧阳修的远房表弟。传谓彭思永所撰的《彭族源流史考》上说，尧时分封于大彭氏国（彭城），“历相三代”，活了802岁的彭祖就是彭氏的太始祖。彭延年之父名跃，号匡山。彭延年“幼勤学善文，六经子史，研究甚精”，于《易》更有独到见解，认为其意无须疏注，“但熟读则见”。彭之为文，以先秦、两汉为范，不屑于六朝的绮丽文风；为诗则宗李、杜，有元和气格。欧阳修尝见其所赋，“称赏不已”，说是必能名于今传于后，“后果领乡荐，登进士第”。
彭延年登进士时间，有几种说法。崇祯年间彭赓煌所撰《宋始祖延年公墓道碑记》上载其“登宋治平元年（按1064年）进士”。若是，则彭延年已55周岁了。郭伟忠《潮州寓贤志》说是庆历四年（1044年）。陈作宏主编的《揭阳县文化志》则说是景年间（1034年至1039年）。考元符二年（1099年）潮阳人林所撰《宋潮州府太守震峰彭公传》，未载其中进士时间，但从文中所述可知，彭延年于元丰七年（1084年）致仕，为官35载，以此推之，应是在皇元年（1049年）登进士。
林撰传据今已九百余年，辗转传抄，错讹在所难免，而且显见有后人斧凿之痕，如标题称彭为太守（宋代称知州），当尚可沿用、借代，但称潮州为府，则应迟至明、清之际，宋人断无以借代。还有，断句有多处标错，个别地方因有笔误而晦涩费解。不过，考其所叙颇为详尽，事迹条列有序，后人难以假托。林与彭为同时代人，林曾“从公（按、指彭）讲学，立雪门下”，故所撰可信度较高。据所载，彭延年中进士后，皇上曾“召问”，并曾召至隆儒殿，后授福州推官，主管一州司法，专掌推勘、刑狱、诉讼。彭延年到任之后，“勤于案牍”，不善交朋接友，却颇能详察闻见，即使“穷民贱胥“，也得以转达衷曲。由于他秉公执法，政声上达，被提拔为大理寺评事。
这是大理寺中专司判案的官吏，出则“承诏”推鞫罪案，入则参议寺内疑狱。他以先皇“好生洽民”之道为宗旨，平反了不少冤狱，在京城内外，深得人心。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宁，王安石参知政事，大力推行新法。彭延年在奏议中反对青苗法，虽不合时宜，而“语极剀切”，神宗为之抚慰“甚久”，命其参与修撰《英宗实录》。其时，他与广陵人孙洙，都缘于博学而多次受到“礼遇”，朝中每有什么疑义，必向他俩咨询。神宗曾与他议及“知人之难”，他说，尧也以知人为难，却终于知难而易；用人要重视真才实学，不要只看到在小功近利上的业绩。如此用人观，即便在今天也不无借鉴价值。
不久，彭延年升任为大理寺少卿。这是大理寺中辅佐正卿决正刑狱之要职。他“奉命录囚，畿内多所平反”。熙宁九年（1076年）春二月，奉旨督漕运，他不畏权势，一上任就据理驳回了一李姓内侍关于“沿汴置铺”，以省去六万挽卒的脱离实际的奏章，保护了漕运。尽管他不苟同于王安石的变法，但王安石一直对他很推崇。据说，王安石曾对他说，你只要亲近我，不就可以“阶显列”了吗？彭延年听后只付之一笑。于是，他终被迁谪为知潮州军州事。
关于彭延年知潮时间，另一说是熙宁二年，旧志更推前至皇四年（1052年）。窃谓熙宁九年（1076年），在其督漕之后入潮的可能性较大。这与其元丰年间在潮的几大作为，时间上颇为连贯、紧凑，与彭氏知潮八年之说也相吻合。
在潮州，彭延年赈灾恤民，平乱御寇，深得民心。元丰六年（1083年），他亲冒矢石，大败汀、虔流寇之后，神宗亲赐“玺书褒谕”，并召回大理寺任正卿。据载，他临行之时，“潮民老幼遮道涕泣”，竟至流连七日不得动身。彭延年感于潮民的深情厚意和淳朴民风，遂将许氏、黄氏两位夫人和六个儿子全部留下，“单车诣阙”，自己一人上朝服命。宋神宗特钦赐一品服色，出使西辽。彭延年不辱使命，终于为大宋王朝完了与契丹王国和好之愿。契丹王耶律洪基亲用玉杯赐饮，对左右说：“有臣如此，佳哉！”并赐马四匹，派二使者，一勇士送其南归。由此，彭延年更是名重一时，引起“当事者”嫉忌。他已是年近古稀之身，本就有归隐之念，至此不禁心灰意冷，翌年即毅然上书辞职，告老归田。神宗既爱其才，也怜其情，遂赐其紫衣金带，食邑百亩，让他致仕归潮。彭延年乃于浦口村建彭园。园有药圃，轩有东堂，更筑四望楼、碧涟亭、书斋、武馆、假山、回廊。彭园于宋末元初毁于战乱。幸得当年彭延年将设计图纸交给建园的彭大匠带回老家庐陵，迨20世纪40年代庐陵彭姓老者将园图带至泰国交由旅泰乡亲收藏，90年代初彭氏后人又从泰国带回浦口村，这才使彭园得以按图复建，这一曲折故事的确不失为园林建筑史上的一段千古美谈。此后，朝廷续有“诰赐”。绍圣二年（1095年）八月初三日，彭延年在浦口度过了11年“堆书为伴侣，种药是生涯”，“稻田千万顷，农舍两三家”的田园生活之后，怡然与世长辞，终年87岁。
彭延年历官凡五任。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任上，他都有卓越表现。尽管他没有为后人留下可供深入探索的章奏学说，但解读其事功，我们还是不难触摸到他的烈胆刚肠，体验到他那儒者的“民为贵”“以民为本”的文化底蕴。概而言之，这可从三个方面略作评述。
一、剔奸辨冤，秉公执法
彭延年为官35载，大部分时间从事司法工作。他审慎勤恳，执法无私。对犯法者，不徇私情，对受诬者，力为申辩，平反了不少冤狱。早在他初入仕途，在福州任推官时，即有重囚犯亲属要“置酒宴”，请他在州守面前代为说项。他坚决予以拒绝，并谕之以理，使“走后门”的人“皆悔惧”。有一豪强横行乡里，强夺民田，连州守也不敢过问，彭延年“怒置于理籍”（亦称理所，刑狱之所），终使该豪强将所夺田园归还于民。而对于蒙冤受屈者则“持法坚正”，毅然为之申雪。他在任大理寺评事时，泗州漕运押粮兵因漕粮受盗而被处以极刑。该案评议时，他指出漕运途遥险多，“盗者非一日”，如此量刑，“*人多矣”，为此，他力为申辩，使复审之后，免除了五人死罪。
宋仁宗皇四年（1052年）侬智高在广源州（原属交趾，今越南广渊）起兵造反，沿西江直下广州，连破十余州。朝廷严厉查处“弃城者数十人”，按律当斩。彭延年参议此案，认为若城固兵足，当必如此治罪，但事实上岭南各地多无城垒，驻军又极少，“奈何以常法置之死（地）”。这番话很为宋仁宗所认可，怜恤之下，数十人皆免于死罪。有关官员竟以此弹劾彭延年，彭引用先王“恤刑（慎用刑法）”之旨，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至大理寺少卿任上，他奉旨复核在囚案件，被他救活的死囚就更多了。如为父复仇的马保儿、受后母诬告的所谓不孝子等等，他都“力为昭雪”，充分实践了“好生洽民”的先王之道。
二、赈灾祛弊，复业重农
综观彭延年的为官之道，其民本思想和重农思想是十分突出的。他体恤农民的疾苦，祛弊赈灾，关心农事，可谓心力并耗。
彭延年十分清楚，天灾是农业社会的大敌，若不能安置好灾民，而任其流离失所，田园荒芜，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为此，他每到一地，每遇天灾人祸，总会挺身而出，毅然为农请愿，竭力为民解悬，尽快让灾民复业，恢复生产。在福州，曾遇天旱，州吏秉承监司之命，仍然要农民交纳田赋。彭延年愤怒地说：旱情如此严重，“民食已绝”，尽倾谷仓犹不够赈灾，怎么还可以强要租赋？数日后朝廷派使臣到来赈灾，彭延年即大诉民间疾苦，深得朝廷重视。与此同时，对于当地陋俗，则多方予以废除。民习于“暴柩”，则“以理谕葬”；僧尼众多，则“悉令婚配”；“尚气轻生”以“诬人”，则明断是非，煞住恶俗。
督漕期间，他见江淮旱灾、蝗灾接踵而至，赶紧奏请朝廷派使臣巡视，有关官吏却迟迟未予转报。他不禁着急地奏道：“宫中半日不食如何？”在他的催促下，朝廷终于“遣使开仓赈恤”，使江淮灾民“归而复业者三千余户”。接着，他又奏准免去了灾区盐税。
他南下知潮，一入梅州地界，即遇饥民啸聚。他见状真诚地对饥民说“吾赤子也”，并当机立断，派遣兵将招谕，得“丁壮万余”，充入军籍；上司传檄责交“羡财”（多余之财），他直言回绝说，潮梅正闹饥荒，哪有余财上缴？
彭延年深谙富民与强国的辩证关系，把“扰民”当成大流弊，特别注重不要“扰民”，以让人民在灾害之后，减轻负担，安定生活，发展生产，恢复元气。例如，他知潮之后，潮之茶、盐二宗已逐年递增收入，从二万缗累增至八万缗。有人建议鼓励“告讦”以增赋税，他认为这是“扰民之举”，断然表示，“吾不为也”。他还曾在疏奏中说“利民之惠有限，不扰民之惠无穷”。朴实而深具哲理，充分体现了他重视休养生息，以期民富而后国强。
元丰五年，韩江大水决堤，“溺民田舍”，灾民“弃家舍业以避”。彭延年赶忙组织修堤。筑堤所需费用，大半出自他自己的俸金。同时，他采取减轻赋税，赈济灾民，捐资送药等措施，救治贫病交困的百姓。于是，“民遂复业”。
如前所述，彭延年对王安石的青苗法持反对态度，这就使他长期以来被划入守旧派的行列。究竟青苗法有没有扰民之弊？是不是一点都反对不得？是不是一提改革，就必然是好东西，一反对就是守旧？这是我们在评价彭延年之时首先应深入审视的问题。
不能否认，王安石实行青苗法，目的首在富国，也不失有为农民利益着想的主观意愿。但事实上，朝廷放贷，利息也高达二分，并不比高利贷者低多少，所谓“救民”本意完全是一句空话。而且，王安石绕过“三冗”，企图以增收来达致民富国强，殊不知执行起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却一大堆：发贷之时，如何防止贪污受贿？会不会出现强制抑配之事？钱到农民手中，如何防止妄用？到期之时，如何保证钱能归库？若归不了库，要不要动刑惩处，社会会不会动荡？总之，利民之措，会不会变成扰民之举？所有这些，当年从苏辙到苏轼、司马光、韩琦等等都曾先后提出异议。
遗憾的是，王安石在一片质疑声中，缺乏集思广益，从谏如流的作风，未能使青苗法在执行中得到必要的调整、补充、完善。王安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在其一意孤行之下，新法的弊端日见明显，最后终于走向失败。视此，实不宜简单地以改革和保守去界定持异议者。彭延年与诸多新法反对者一样，曾奏言“祖宗之制，原无轻改”，其中当不无真情切切，衷心可表，故才引致神宗“慰劳甚久”。他一到潮州，农民都诉说受青苗法之困扰，他淡定地表示：“惟视民所欲，不强以必从。”他明确地表明尊重民意，避免了已凸显弊端的青苗法扰民，何等清醒，又何等得体。
三、修武御寇，平乱决胜
宋代设知州为一州之长，主持军政事务，全称为知军州事。潮州远在东南海隅，军事防务是较差的。彭延年知潮，面对的不仅是天灾频仍，而且流寇海盗猖獗，战乱不断。对此，他修武备，安民心。为了百姓的身家性命，每当匪寇来犯，他都亲冒矢石，决策制胜，其刚肠烈胆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元丰三年（1079年），海盗侵扰东南沿海，潮、循（今龙川）二州受祸尤烈。彭延年从海盗多次进扰中，看清了“来船朋倭而力聚，去船协从而众”的实情，下令分头打击“来船”，以“锄根消萌”，在柘林、马头营等地“斩获甚多”。越二年，邕州（今南宁）史一郎引交趾海盗入犯循州，进而窜扰潮州的赤砂澳、大金门等处。刚好广东转运使王罕在潮巡察，乃协同剿贼。王罕率舟师，彭延年掌陆师，水陆夹击，大败进犯海盗。
元丰六年，汀（闽西南）、虔（今赣州）二州流寇啸聚，劫掠循、梅二州，而后引海盗许益、黎贵进犯甲子门等处，意欲一举而吞潮、循。海陆大盗勾结在一起，来势汹汹，事态危殆。彭延年精简士卒，募集骁勇二千余人，严明军纪，早作防御，一俟贼众近城，即予以有力狙击。彭延年身先士卒，乘胜出城，于护城河桥上射*一将，贼兵稍退。但贼兵恃其势众，过不了多久又将潮州城围住。时兵荒马乱，恶气四塞，“城中粮且尽，人无固志”。彭延年对众将校说：“士死志，将死鼓，臣死君，子死父，生人之大节也”，不然，“何以自立于世”。众将士为之感奋，“誓死以从”。城中水已汲尽，他令开掘义井36口；城中“民无半菽”，他亲自筹措煮粥，赈济百姓。腥风血雨，依然没忘人民。他尝说，贼兵虽十倍于我，但“兵在智，不在力”。他“躬犯矢石”，前后“凡四大战”。一次战斗中，他“被贼断一指”，仍忍痛指挥。他料敌如神，出奇制胜，曾预知贼兵将偷袭，即设伏于城西南，待贼*至，伏兵骤起，尽*其骁将。与此同时，他先挑选勇士，绕道奇袭，“焚其营”。至此，贼兵内外失利，终于落荒遁逃。彭延年文足以安邦，武足以戡乱，如此雄才，的确不可多得。
据载，彭延年著述不落蹊径，赋诗则虽老不辍。只是“凡有章奏，辄自焚其稿，虽子弟不得闻”。故传世唯有诗作《浦口村居好》五首。缘于此，时贤或为加冠“田园诗人”。其次，还有其口授的《彭门家训》一篇。彭延年有六子八孙，皆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其后代除遍布潮汕各地外，也繁衍于海内外。彭延年卒后葬于揭阳紫金峰北浦口浮丘山，是谓彭墓。1996年揭阳市人民政府已将彭墓、彭园、彭祠一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