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势力的逐渐强大，周王朝最终失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优越地位，诸侯国政由已出，弱肉强食，中国历史进入了最为繁扰的纷争时期，而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故，也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各学派广揽门徒，著书游说，都在大张旗鼓地推销自己而力斥其余。这中间，深得孔子真传、集儒家学说之大成者孟子更是以其充沛的气势、强烈的感情、严密的逻辑令其余门派不能望其项背。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对孟子“好辩”的语言特点作了极为概括的描述。高中语文第五册设有孟子单元，其它几册也有选入，我们不妨通过这些篇目领略一下这位“好辩”之士的语言风格。
一、善用譬喻。
孟子最擅长把所要表达的思想精当地表现为人们的常识最容易感受到的直觉对象，既生动形象，又含义丰富，具有揭示事物本质的深刻性。《寡人之于国也》中，梁惠王平时不行仁政，只是到了灾荒年月，百姓流离失所时才做一点点临时性的救济工作，还自以为尽心尽力，．抱怨老百姓不领情。孟子就说：“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以逃五十步者喻略施小恩小惠的梁惠王，以逃百步者喻梁惠王所谓的“无如寡人之用心者”的邻国之君，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用梁惠王的回答“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对缺少自知之明、一味感觉良好的梁惠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在《孟子见梁襄王》中，孟子在向梁襄王讲述不嗜*人者才能统一天下的道理时说：“王知夫苗乎？七八月间之旱，则苗搞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在这里，禾苗喻百姓，“七八月间之早”喻“嗜*人者”的严酷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禾苗干枯得就要死去了；“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喻“不嗜*人者”的仁政措施，在这种仁政下，禾苗长得特别旺盛，挡都挡不住。如果国君施行仁政，老百姓归附他，“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多么贴切的比喻。
二、因势利导。
在持不同意见的对象面前，如果从正面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那会使人只感到“异”而不感到“同”，往往产生抵触情绪，最终很难解决问题，孟子当然不会这么做，他善于分析对方思想矛盾的发展情况，从反面或侧面顺着对方的意思，一纵一擒地诱导对方思想上的积极因素发挥作用，逐渐减轻消极方面的抵抗，以便最终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
在《庄暴见孟子》中，齐宣王自知不喜欢“先王之乐”，所以一听孟子提起“好乐”的事就“变乎色”，直言“直好世俗之乐耳”，一下子使谈话陷入僵局，并且摆出一副我是君王我怕谁的架势。但是孟子最善于搞避实就虚的迁回战术了。他首先肯定齐宣王好乐有理，因为只要“王之好乐甚”，那么齐国就治理得差不多了，且不管他喜欢的是何等音乐；第二步，故意搞混两组概念，把按照音乐的品味高低划分的“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转换为按照创作时间划分的“古之乐”与“今之乐”，言下之意就是“今之乐”中也有品位同“先王之乐”一样高雅的音乐，大王喜欢这一部分音乐有何不可呢？这不仅打消了齐宣王的顾虑，而且还使他因受了吹捧而产生了再听下去的兴趣；第三步，由肯定齐宣王喜欢音乐过渡到怎样欣赏音乐才最快乐的讨论，并给出三个答案：“独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使齐宣王心悦诚服地选择了“与众乐乐”；第四步，龙形俱备，只欠点睛，孟子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与民同乐”才是最大快乐的论断，让齐宣王愉快地接受了他的主张。
三、善用推理。
孟子的论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面对纷繁芜杂的问题表面，他能切中肯萦地揭示矛盾之所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错误。《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在批评齐宣王不施行仁政的原因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典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性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典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性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段对话包含着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都属于力所能及而不愿去做的情况，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小前提：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和上两种人没什么区别。
结论：齐宣王不施行仁政，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齐宣王承认了大前提中的因果关系，又对小前提中的事实无可辩驳，那么就不得不接受这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了，这真是自己进入亲手设好的圈套，绝无反覆的可能，齐宣王也只好哑口无言了。
四、善用寓言故事。
运用寓言故事说理，这在诸子散文中比较常见，而《孟子》中的寓言故事更注重语言的形象性，文笔更精粹洗炼，讽刺效果也更为明显。
《齐人有一妻一妾》中，人物形象极为鲜明，“良人”吹嘘“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写尽其对富贵垂涎欲滴之态；而“之东郭播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写尽其奴颜碑膝之丑态；而不知已被识破仍在充分炫耀的“施施从外来”，更是神来之笔，不由得让我们感叹天下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妻”的形象也十分生动，先是“疑”（’’未尝有显者来”，“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再是“惊”（见其乞食之丑态），最后是失望而“泣”，羞愧伤心痛苦之状历历如在读者眼前。
寓言之后有这样一句话：“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借此告诫世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万不可弃，没有了起码的羞恶之心，就象故事中的所谓的“良人”一样，简直没有个人样子了。
孟子为什么有这样咄咄逼人的辩锋呢？为什么不能象孔子那样做个不慑不怒的谦谦君子呢？请看他和他的学生公都子的一段对话：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态，处士横议……公明仪曰：‘厄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俄革。此率兽而食人也。’……我正欲正人心，息邪说，距坡言，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孟老夫子铿锵峭拔的外表之下蕴藏着的忧国忧民的古道热肠，身不由己也要随他一同大声疾呼、抗言以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