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即景抒情，写词人纵目郴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实则是词人积郁已久的情感的总爆发。
王国维的佳句“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句话用来注解秦观这首词的末句，是再恰当不过了。
词中结尾这两句，堪称千古名句，但历代词学评论家对这两句却有着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词坛轶事：秦观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可见苏轼认为秦观的这两句是《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最精美的句子，至于精美在何处，为什么精美，苏轼并没有说出来。
苏轼认为秦观此词的精华在末尾两句，对于这一点，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秦观的这首《踏莎行》最精妙的句子是风格凄厉、音调哀婉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
王国维倒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他措辞有点不留情面，对苏轼颇的激赏之语颇有“文人相轻”的意味。
王国维认为苏轼对此词的理解属于肤浅之见。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苏轼是理解秦观的心情的。他自己的仕宦生涯同样受到新旧党争的牵累，也曾自叹“我被聪明误一生”。
苏轼和秦观同样是天涯沦落人，他对秦观的心境与处境是感同身受的，否则何必把这两句话写在扇子上？
倒是王国维未免会受到“皮相”之讥了，假如苏轼看到王国维的评价后，不知会作何感想，哈哈。
当代著名汉学家吴世昌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看法也有问题，他在《词林新语》中说：“‘杜鹃’句，静安谓此联‘凄历’。又谓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余以为不然，东坡赏‘郴江’一联，正是更深一层，岂徒叹其‘凄历’哉！词下片‘砌成此恨无重数’，一‘砌’字最见功力。”
吴世昌的看法很有道理。按此种说法，“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也应是表达“无重数之恨”的。至于按什么思路，从什么角度来表达的他没有谈。
当代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对秦观的有更明确的看法，他说：“下片，言寄梅传书，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
唐圭璋先生认为秦观以不合常理的方式，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就说：“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
在诗词之中，有时候看似无理之语，正是“至情之辞”。“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二句毫无理性可言。郴江的确发源于郴山，而它的下游果然是流到潇湘水中去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