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大多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境内，提倡人与人之间要忍耐、顺从和包容，因而，被罗马的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了罗马国教。
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不仅让基督教内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还让欧洲北部的大部分人开始反对罗马天主教，使得罗马教皇失去了欧洲北部的精神统治权，损失惨重。
之后，一些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极力想挽回这种势态，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向了世界的东方，打算离开家乡远赴东方传教从而扩大影响力，以此，来弥补在欧洲造成的损失。这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基督教徒们，为了维护教皇的统治和反对宗教改革成立了许多组织，其中就有天主教最大的男修会——耶稣会。
1534年，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罗耀拉在巴黎创立了耶稣会，于1540年，得到了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并当选为会长。罗耀拉曾在巴塞罗那和巴黎的几所大学攻读，后来，又创办了罗马学院和德国学院。可以说，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宗教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天主教也在内部反思，他们认为：要想稳定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必须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完善。
罗耀拉不再赞同罗马教会的陈规陋习，比如：苦修、斋戒、统一服装等，他大胆创新，灵活多变，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远见。主张从事社会、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各种事务，比如：创办学校、医院，投资工商业，进行科学研究等，还可以进行海外传教。
罗耀拉把自己的一生忠诚地奉献给了宗教事业，到他1556年去世时，其会士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到中国的传教士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尽管，耶稣会对教皇是绝对的忠诚，但是，他们还是能够积极参与政商学各个阶层的活动，所以，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耶稣会的传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列强入侵打破了这种和平交流，但是，两种文明曾经的碰撞却意味深长，特别是最早到达东方的传教士沙勿略，他的传教思路对后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六世纪中期，沙勿略作为耶稣会最早的传教士远赴亚洲的日本、印度传教。
在传教的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士，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而且，传教首先必须要学会本地的语言文字，再者，要想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力，还必须把西方已经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利用起来。
一心想到中国大陆传教的沙勿略，虽至死也未能踏上中国的领土，但是，他的精神却鼓舞了耶稣会的后人，为后来的传教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明朝中期，传教士利玛窦能够在古老的中国传教成功，正是得益于沙勿略的传教经验。
利玛窦来到中国，首先，把自己融入到中国的风土民俗中，不仅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利玛窦”，还努力学习汉语，仿穿中国服饰，认真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用中文版本来传教，并将全身涂满橄榄油的天主教葬礼，改为了只在额头涂油的遵从中国礼节的风俗。
是这种入乡随俗的文化活动，使得利玛窦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教。
耶稣会在宣传天主教教义和从事科技活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偏离了主导方向。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初衷是：在中国这块神圣的领土上传播宗教，并至死侍奉天主。然而，当他以从事科技活动，使传教能够顺利进行时，无形之中便本末倒置，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这方面。后来，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也因为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重视。
另外，传教士还利用西药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使西医也得到了中国人士的好评。南怀仁在天文历法和火炮方面造诣颇深，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成为了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并且，负责当时天文台的研究工作，为天文科学和火炮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被封为工部侍郎，官至正二品。
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尽力遵从中国的习俗，允许教徒拜天祭祖。然而，他们的这一行径，却直接引起了罗马教廷的愤慨，罗马教廷认为：拜天祭祖是迷信活动，与教义相违背，并斥责传教士失职，要求他们回到西方进行辩论。
对此，传教士们写好了关于中国信仰和文化方面的答辩文章，说明了拜天祭祖是中国人的礼仪，并非迷信。康熙皇帝在看了这些文书后，也是大加赞赏，非常支持他们，并对文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罗马教会方面却是寸步不让，双方由此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些传教士，如果回去的话，他们的教籍身份都会成问题，恐怕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康熙皇帝大开绿灯，给这些来华的传教士许诺道：“你们可以终生留在中国传教，永远可以不回去，我给你们发绿卡。”
这些人算是第一批拿到中国绿卡的西方人，此后，包括汤若望、南怀仁在内的一大批外国传教士到死都没有回国，并永远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参考资料：
【《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年表》、《西方要纪》、《清圣祖实录》、《中国典籍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