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而从未断裂，有多方面因素，见贤思齐、不甘落伍、充满自信、愈挫愈奋，是其中重要一项。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也在于此。
现在，我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也是包括孙中山先生那一辈志士仁人充满文化自信、持续进行艰苦奋斗的伟大愿景。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跌倒了历史的低谷。外面是帝国主义持续的野蛮侵略，里面是封建清朝的腐朽统治，经济落后，教育不振，国力羸弱，民不聊生。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低到了极点。但是，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孙中山坚信，腐朽的清朝统治是一定会被推翻的，中国人民是会当家作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定会实现的。
那么，孙中山的民族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以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对世界文明有整体性了解。
孙中山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所到之处，一定留心考察、研究各国各地的历史与现实，包括国土面积、气候、物产、人口演变、风俗民情、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情况。
孙中山读过的外国书也很多，他博览群书，思考深邃，对于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文学、历史学都有涉猎，特别关注各国国力盛衰、历史演变与文明特点。
1924年，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著名演讲中，孙中山从血统、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综合国力诸方面，依次介绍英国、日本、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历史与特点，简明扼要、如数家珍、点评到位、收放自如。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国际知识极其丰富，对世界各大文明的特点，确有相当深入的理解。
2
对世界发展大势有乐观性判断。
孙中山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总是把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也总是将世界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看。孙中山特别喜欢讲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他经常题写的内容。他认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这些东西都是潮流所向，无可阻挡。他提醒人们：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是进化论盛行的时代，人们普遍以为，未来一定比现在好。事实到底如何，其实是很难说的，学术界对此已有丰富的研究。但孙中山相信这一趋势，所以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3
对中华文明的价值有清晰的认知。
正因为孙中山有宏阔的世界眼光，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他能够看清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价值。
庚子事变以后，针对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民的不了解、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他在1904年以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从坚实的历史出发，说明中国是文明、开放、爱好和平的民族。针对西方世界甚嚣一时的所谓“黄祸”论，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和平品格，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
在不同的场合下，针对不同的对象，孙中山阐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角度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他有时讲当下中国的落后性，批判清朝，批判军阀，那是旨在激发人们的危机感、紧迫性；他有时强调中华文明优秀、悠久，旨在激发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孙中山指出，以现在中国文明与欧美相比，物质文明方面，不如欧美甚远，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方面，不如彼者亦多，“但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
如何评价中华传统文化，是能否确立民族自信的关键因素。对此，孙中山持两点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不好的，要否定；但有许多内容是好的，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痛加挞伐。孙中山对此很有异议。他认为，从世界文明的范围来看，孔子自有其重要地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内圣到外王的修身理路，是很好的政治哲学。对于废除汉字的主张，孙中山明确表示不能赞成。对于被抨击最多最集中的传统道德、三纲五常，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有些道德范畴，比如忠，经过改造，扬弃旧的内涵，加入新的内涵，还是可以继承的。他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孙中山的解释，既有历史感，也合辩证法，并且深合古人本义。在古代朱熹的《中庸章句》、近代人章太炎、张元济等人关于忠德的阐释，都有类似说法。孙中山未见得读过朱熹、章太炎等人对“忠”的解释，但是，他从道德继承性角度来讨论忠的问题，由忠的事相追溯到忠的本质，得出了与古人相近或一致的看法。
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对世界文明有整体性了解，对世界发展大势有乐观性判断，对中华文明的价值有清晰的认知，所以，他能够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