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郑板桥是因为一句“难得糊涂”，又了解到他曾在范县做过五年县令，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抱着对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好奇，很想说点儿什么，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立庵，是个品学兼优的廪生，先后教授过几百名学生。舅父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仕。郑板桥小时一直受父亲和舅父的教导。直到17岁，才离家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县）去读书。
他学习很用功，善于独立思考。读的书也很广泛，热衷于历史、诗词、散文。“少年游冶学秦柳，十年感慨学辛苏”，他不坐在书斋里死读书、读死书，而是走出家门，融入大自然。《板桥自序》中说：“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
20岁时，板桥从真州回到家乡，拜陆种园为师。陆种园品行高洁，才华横溢，书法很有个人风格，尤擅长填词。板桥勤奋刻苦，通读了“四书”“五经”，加上名师精心培育，逐渐在作诗、书法、绘画、填词方面有了名气。
由于家境衰落，温饱难以为继，郑板桥26岁时不得已办起了塾馆，教几个蒙童，过着“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的生活。而这种充当“孩子王”的日子，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此时的郑板桥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中。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无法建立挑战自我的目标，也就享受不到成功的愉悦。
生性旷达、胸怀大志的郑板桥是不甘心如此消磨人生的。他需要舒展生命，发泄心中的郁悒之情。几次赴考名落孙山，郑板桥就潜心练习绘画。他特别爱画竹，“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此外，他还画兰、画石。沉溺其中，功夫日深，笔下的兰、竹、石也越来越有神韵。
他以卖画鬻字来维持生活，但是，他的画立意高雅，能欣赏的人并不多。这时，郑板桥不只是经济上窘迫，还有内心深处的孤独。
父亲去世后，郑板桥的生活状况更是艰难。接着，爱子病逝。几多辛酸、几多凄惨，他决定外出谋生。32岁的时候，他来到了扬州，开始了卖画生涯。郑板桥自称“实救贫困，托名风雅”。
可以说，40岁以前的郑板桥在仕途和艺术上都是落拓的。这里需要插一句。郑板桥进入中年后，曾有两段时间专心读书，一次是在雍正六年36岁时，借住在兴化天宁寺，主要攻读“四书”“五经”，同时研究书法艺术，曾手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书法直、隶、行、草相参雏形已现。
第二次是雍正十三年43岁时，得到朋友的资助，他再度离开家乡，到焦山别峰庵、双峰阁发愤攻读。这次学习内容更加广泛，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左传》《史记》《庄子》《离*》及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二十一史等，可谓经、史、子、集通观博览。系统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参政、济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他文化人格一次高峰性的构建。
学而优则仕，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自然无法摆脱这一行为方式。40岁时，郑板桥赴南京参加乡试，中得举人，顿时心中狂喜，以为从此可以平步青云，一展鸿鹄之志。没曾想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黑暗官场，所有官位早已人满为患，根本轮不到自己。他只好再度发奋苦读，终于在四年后考中进士。
为此，他特作《秋葵石笋图》一幅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表露无遗。科举制度使多数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作为一介书生，郑板桥在这里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做官，文化自身的承载和价值并不存在。
考中进士后，命运并没有立即为郑板桥开启绿灯，他依旧被拒于上流社会之外。除了愤世嫉俗、痛诟时弊之外，只好再度赴京，以图仕进。他随身携带那份“赐进士出身”的证明，到处找人托关系，整整在京城活动了一年，仍然无功而返。
这次求职的失败，是个巨大的打击，迫使他全面反思并改变自己的处世方式。他开始频频巴结达官权贵、巨富名流。如同大多数文人一样，郑板桥的奉迎方式也是四处献诗。如今，在他诗集里还存有一些谄媚之作，像《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均作于此时。
尤其是面对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这位当时扬州实权派人物时，日常交往，尽显阿谀。凑巧的是，这位权倾一方的盐运使也喜欢舞文弄墨。于是，郑板桥不无肉麻地在诗中将其比作李白杜甫，甚至对卢的家世也吹捧了一番，更婉转地提到自己的不幸现状和谋官之意。
如果说科举考卷上的诗赋只是机巧，那么郑板桥此时的吟咏已脱离了文学本体，因为他的人生感触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踏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消遣变更为一种手段，一种投机取巧的工具。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在这时消失殆尽。
遗憾的是，卢见曾不久因江南盐政案被捕，郑板桥没有等到任何收获。一个强健的文化人格出现了扭曲，一个郁郁文人的悲剧上升到滑稽。
1741年，已经49岁的郑板桥再度入京，候补官缺。几经周折，受到了乾隆叔父慎郡王胤禧的礼诚款待，第二年，获山东范县县令一职。
为了感谢慎郡王，郑板桥不仅张罗着为其编刻诗集《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还为他撰写跋文，并在跋文中将这位30岁左右的康熙皇子与杜甫、韩愈、王维、杜牧、韦应物以及岳飞相提并论。毫不怀疑郑板桥的官德，却很难接受他的媚俗。
但是，让我们对这位潦倒半生的文人宽容一些吧，封建官场是一个大染缸，生存的现实与人格的恪守本就相悖。
出任范县县令后，郑板桥的生活状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是他悠闲生活的真实写照。五年后郑板桥调任潍县县令，这一干就是七年。在为官十二年里，他编订、刻印了一整套诗集，还写了《潍县竹枝词》等大量新作，至于书画，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时下有人质疑，郑板桥只顾忙着营造自己的文化小天地，在为民谋福祉上究竟投入了多少精力？在这里，围绕官场和文化，形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擅长做官，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由于做官。文化和官场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做官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做官，是文人？还是官吏？
当时的郑板桥，忧国忧民而又充满无奈，无力挽救时艰，尤其思想难以突破旧的传统道德文化的桎梏，只能在这个迷圈中徘徊，从而造成了痛苦、复杂与分裂的文化人格，这应是他怪诞的深层缘由。于是只能以嬉笑怒骂之态，诗词书画之笔，佯狂而又隐晦地宣泄自己的心情。
乾隆十八年春，板桥被撤职罢官了，这时他已经61岁。去官之后，先回老家兴化待了些时日，然后来到阔别多年的扬州，开始了卖画终老的生活。当时扬州乃南北都会，江淮要冲，是历史文化名城。板桥在宦海浮沉中经历了一番波折，体验到了官场的黑暗、人生的辛酸，思想感情有了波动，对生活的感受也变得深刻透彻。
在扬州，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吟诗作画，鸿儒往来，游山玩水，觥筹交错，他寻到了一份宁静、一份淡泊、一份超然、一份高贵，面对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人格，而这次终极构建，使他成为了流传千古的“扬州八怪”之首。
郑板桥艺术方面的成就远高于他的政绩。他的成就是多元的。文学创作方面包括诗、词、曲和各种书札散文等都很有特色，大多数作品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他的绘画作品，常以兰花、墨竹、怪石为题材，笔墨多变，风格爽朗。他的书法，以直、隶、行、草四体相参，自创 “板桥体”(其谦称“六分半书”)。他的印章也很著名，精致又别具一格，被后人列为金石名家。
郑板桥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四绝”，还在于熔“四绝”于一炉的独创。他处理了诗、书、画、印的关系，抓住了诗、书、画、印中相通的东西，提出了“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的说法，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新路。
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我一直认为郑板桥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个官吏。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无足观。但有时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画卷，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这就是郑板桥，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获得了文化人格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