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题词
黄裳的这段话，概括出了钟先生所本持的出版方向，而对于《走向世界丛书》，张中行引用了钟先生所写《走向世界以后·小引》中的所言：
我喜读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陆续搜集了两百多种。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开始从中选编《走向世界丛书》，已经印行三十六种。
张中行在文中夸赞说，单从搜集两百多种相关著述这件事，就能推之钟叔河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而后张中行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对《走向世界丛书》的价值予以了如下概括：
张文襄公也主张吸收西方的，但那是“西学为用”的“用”，火车头、迫击炮之类，至于头脑，就还要“中学为体”。张文襄公远矣，就是“五四”，吆喝一阵德先生、赛先生之后，又大几十年过去，我们不是依然听到万岁声震耳，许多人迷《卜筮正宗》（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易经》）和《奇门道甲》之类吗？所以确是应该开开眼界，看看人家怎样管理众人之事，怎样根据引力定律算计哈雷彗星轨道。尽弃其所学而学，不易，所以，仍是书呆子的一贯想法，要由灌输新知识下手，钟叔河先生的奔走呼号，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为这个。
我来钟先生府上采访，听他讲述该书的编辑思路以及曲折过程当为重头，也许是这些年来有很多记者不断地问到他这个问题，以至于他听闻到我的所言后，并没有顺着话题聊天下去。我也不便再次将话题拉回，故对于该书的价值以及相应的评价，也只能抄录他人的所言。
朱正先生所撰《述往事，思来者》一文谈论的正是《走向世界丛书》的来龙去脉，他认为钟先生能够编出此书得益于藏书与读书：“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恐怕可算是那时钟叔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晚餐以后，我常常和他一同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大体上我只注意和我的研究专题有关的书，而钟叔河涉猎的方面要比我广得多。当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文史方面直到生物学和大众天文学，他几乎是无书不读。就这样，他从这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阅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他后来编《走向世界丛书》显然是很有用的。”
如此说来，钟先生也有藏书之好，只是他藏书的目的更多者是为了出版，而我此刻坐客厅中环视两侧的书架却未能看到线装书，也同样没有看到旧平装。也许他的这部分书藏在另外的房间，我只能等到聊天的间歇借机再参观其他的书房。
钟先生的语言当地口音较浓，但又与我所听闻到的湖南话有些不同，我努力地捕捉着他的字句，但还是有三分之一的语言我听不明白，故时不时地问李暄几名句，请她给我做翻译。钟先生讲起话来不急不徐，从其语调中很难听出他对某件事的真实爱憎，也许这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才能表现出的曾经沧海之姿。我在采访之前也做了些功课，但我所提到的话题似乎钟先生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依然沿着自己的思路阐述着独特的想法，而对于他当年所经历过的苦难他却完全未曾提及。
钟先生告诉我，他在中学二年二期时就参加了工作，原本在《湖南报》当记者，因为晕车的原因，所以他害怕出外搞采访，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就由记者转为了编辑。我问他所患之病是否是耳石症，他听闻到我说出这个名词，马上睁大眼睛说，自己看了很多医院，直到几年前方确认患有此症，但因为年龄的原因，医院建议他不要再做手术。可能他依然惦记着我有藏书之癖，于是迅速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有人藏书毕竟是好事，而自己谈不上藏书，但是尊重喜欢藏书之人。
而后，他吟诵出了张宗子所言的“人无癖不可与交”的名言，想来他是安慰我，自己对有藏书之人并无偏见。但他同时称，任何事情做过了头就是毛病，比如为书而死这样的极端举措。钟先生同时称，现在的很多编辑不懂书也不喜欢书，这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告诉我，多年前出版社在上级安排的“选举”中自己落选了，而后他又被聘为全国出版奖的评委。他笑着跟我说，这个评委不能当，因为万一本社的书评不上，有人会怀疑他有意所为。
对于书的价值，钟先生认为古书之所以受人尊重，乃是因为有时间的考验。而现在的新书评选则有不少的问题在，因为有些书的制作其目的就是为了评奖，这样的书虽然制作豪华，但印出来后并没有人去阅读它。他的这番话实际上说出了他的出版理念。
钟先生在老地图上给我指出其家现在的位置
钟先生成为一位著名的编辑家被世人广泛所知，当然来自于他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但此书的酝酿却是钟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后，关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在不少的文章中都读到过，但相比较而言，燕妮所写《驾驭生活之船》一文中的所言最为直接：
一九五七年，钟叔河二十七岁，因为他的独立思考而被打成“右派”。当时《新湖南报》办得很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钟叔河和他的夫人朱纯，及另外几个人，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报纸的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又不被采纳，他们听说由民盟主办的《民主报》要复刊，大家商量也许调过去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其实仅仅只是商量而已。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他们几个人被诬陷为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当时《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印制了《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该册中总计列出48条罪行，而燕妮在文中引用了当时报社某领导给钟叔河犯此罪行所做出的总结“你错就错在有思想”。向继东所写《前行者并不孤独》一文则谈到了钟先生向他出示的一份打印材料，其题目为《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内容正是当年反右时给他罗列的罪行，钟先生在1989年春将此抄写一遍准备附在《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一书之后，后因故撤下。而钟先生在该文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十月，前《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印发了一册一百二十八页的三十二开本书，书名《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下面这四十八条，就是原来揭发的一部分，见该书一百〇六至一百一十二页……我很感谢“反右”办公室的同志们，替我出版了我的这一本“著作”。作为当年一个二十七岁的“作者”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破格的待遇，的确是值得永志不忘的。
他的这段话说得极其通达，但从各种记载来看，这正是钟先生独特的性格所在，蒋子丹所撰《钟叔河小记》中谈到了钟先生的通达：“和所有有过曲折经历的人们一样，钟叔河也爱讲自己的苦难史。不同的是，他不爱将苦难再现为悲壮的正剧，即便是‘文革’时期的监牢生活，经他的嘴说出，也会染上浅浅淡淡的家常色彩。他讲那些人的生或者死，如同一个家庭主妇讲她的鸡鸭发瘟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活的接着喂，死的挖个坑埋了完事。那时候，我很简单地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曾经沧海之人劫后的漠然，倒是年长几岁之后，才渐渐看出这漠然深处隐含的大悲哀。那些故事，让时间的逝水淘洗，也渐渐显出它们的个性来了。”
然而我从燕妮所写之文中读到的细节，却得知钟先生所经历过的痛苦过往，并非像他那样能够一笑而过。1957年钟叔河被双开后，他找过许多工作，因为钟先生曾经学过机械制图，故他很快在街道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转年相关部门就对这类右派分子实行管制，不允许他做舒适的绘图工作，厂里派他做搬运工，让他拖板车送货。他每天的送货路线是从长沙城的北门到南门，几乎贯穿了整个长沙城，他冒着严寒酷暑每天一趟趟地拉货并且常常吃不到饱饭。跟钟叔河一同拉板车的另一位名叫王展抱的右派因为家庭的不幸，再加上来自各方面的凌辱，于是他有了轻生的念头。然而钟叔河却劝他：“再坚持一下吧，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拖板车上坡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难就难在最后那几步，坚持一下也就到头了，要相信，所有极端的倒行逆施都不会太久。”
读到这段话让我感慨于钟叔河的超前意识，我感佩于他在那样的苦难时期依然坚信光明在前方，但正因为他的超前意识，后来又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文革时期，他看到红卫兵时常烧书，而钟叔河对别人说，这些人把《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了，这样的经典今后还会再印，这种烧书方式岂不是浪费人力物力。他的这句话被人检举揭发到相关部门，1970年钟叔河在厂里绘图时被戴上手铐抓走，将其定型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未曾经过任何审判就被判了十年徒刑。姜子健所撰《钟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适可而止啊！》一文中引用了钟先生的所言：
在牢里我就想，我们这些人没有犯罪，没有强奸、*人、放火、妨碍公共秩序，为什么要坐牢？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出问题，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
看来任何事情有利有弊，钟先生因为有思想而有了牢狱之灾，同样因为有思想使他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都能坚持地活下去。向继东在文中谈到1985年他向钟先生借书时，钟先生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一点点像郭嵩焘。我写的《论郭嵩焘》，你可读读。”看来要解读钟先生的思想，就应当读读他写的该文，然而我在他的《念楼集》中却读到了《郭嵩焘和严复》一文，该文中谈到郭嵩焘在1877年至1879年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他是清廷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而严复那时在伦敦留学，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36岁，但却因为思想相近，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钟先生此文中引用了严复长子严璩所作《侯官严先生年谱》中的所言：
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显然当时欧洲的各种状况令郭嵩焘和严复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比如郭嵩焘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可一日缓也。”而对于郭的这段话，钟先生的解读是：“泰西之法是什么呢？自魏源以下，一般谈洋务的人都以为只是一些‘长技’，以为只须把洋人的坚船利炮等‘长技’学过来，国家就可得救；至于形而上的‘道’（相当于今所称精神文明），自然还是咱们的好。郭嵩焘超越流辈的地方，正在能分辨本末，能看出泰西之法‘其本在朝廷政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