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后记》发表在1979年1月21日的《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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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满经验、记忆，尤其是爱与赞美的激情”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小说处女作。然而，这部记录了新中国青春岁月的小说，并没能够及时出版，而是经历了两度排版又两度搁浅、遭冻结长达26年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王蒙时年19岁，却已是北京东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副*。1948年，年仅14岁、刚刚进入高中不久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学校党团员中选拔后备干部时，王蒙又毅然选择了退学参加工作，被调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王蒙任区团委副*。
革命的凯歌行进，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旧中国的灭亡，给予王蒙那一代青年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认定，这样的历史巨变背景下的青春是空前亮丽的，也是不再的，他应该用文学的手段把这些珍贵的日子编织起来，镌刻下来。于是他将自己的青春热情投向了文学。
从来没有过创作经验的王蒙第一次提起笔来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他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经历充盈脑海：“更要紧的是我有独一无二的少年的革命生活，我有对于少年/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少有的敏感与向往，我充满经验、记忆，尤其是爱与赞美的激情。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当中，没有人会像我看得这样高这样相对成熟。在站得高有经验相对成熟的人当中，没有我这样的年轻人、同龄人。”
在以描写农民、战士、工人为主流的新中国初期文坛上，王蒙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写自己最熟悉的中学生题材：
“我一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代进入了青年时代，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这便是写作《青春万岁》的缘起。
《青春万岁》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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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出版，间隔了整整26年
历时一年，王蒙完成了《青春万岁》的初稿，但当时的他恐怕无法预见到，等待着这部小说的是那么多波折与坎坷。
初稿完成后，王蒙将其送给了父亲的同乡兼同学、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潘之汀读后大为赞赏，介绍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而中青社则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萧殷审稿。在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后，王蒙见到了吴小武与萧殷两位师长。萧殷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小说的问题在于缺乏主线，希望王蒙能进行修改。
1956年初，在萧殷的帮助下，中国作家协会出具公函为王蒙请了半年“创作假”，以便让他有时间集中精力修改书稿。1956年4月，王蒙开始动笔修改，9月定稿。在这次修改中，王蒙为小说加上了著名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一句。
就在《青春万岁》定稿之际，《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作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了改变王蒙命运的重大事件。小说发表后，王蒙一夜成名。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把王蒙的《青春万岁》与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并列为文学新人的成绩作了预告，而正在筹备复刊的《文汇报》也急忙派人找到王蒙，约请选载《青春万岁》。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最后一章；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王蒙被划为右派，已经打印出清样的《青春万岁》也受到牵连，无法出版。
1961年，政策上的松动使得《青春万岁》又有了出版的希望。这次中国青年出版社找到《文艺报》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冯牧担任评审人。冯牧认为小说没有问题，只是“苏联”出现的次数太多，于是王蒙将小说中的苏联书籍与歌曲统统改为了“本土特产”，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改为《把一切献给党》，苏联歌曲改为陕北民歌，准备再次出版。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风向再度收紧。由于被认为存在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缺陷”，《青春万岁》的出版又陷入“难产”。1963年，王蒙选择远走新疆，《青春万岁》也就此冻结。在此期间，中国作协党组*邵荃麟、《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黄秋耘等都十分关心这部作品的出版，但都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的关照下，《青春万岁》的出版才重新提上日程。不过，在“抓纲治国”的氛围下，王蒙根据韦君宜的意见再次对《青春万岁》进行了修改：一是删减了小说中可能会被认为“感情不健康”的内容，比如杨蔷云的恋爱心理描写；二是弱化了结尾部分*的出场。《光明日报》及时跟进小说的出版状况，发表了王蒙为小说出版补写的后记。终于，1979年5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万册。
《青春万岁》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出版，间隔了整整26年。
虽然被延宕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出版，但《青春万岁》最后战胜了时间，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上百万册，至今仍摆放在书店的青春文学栏目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长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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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当年那种火一样热烈的生活”在当年“伤痕文学”风靡一时的氛围下，《青春万岁》的出版虽然未能吸引评论界的目光，但受到了普通读者的热烈欢迎。
1982年，在《语文报》组织的10万名中学生投票评选“我最爱读的十本书”活动中，《青春万岁》名列第二。喜欢《青春万岁》的不仅是中学生，也包括他们的父母——从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人。一位中年读者在来信中写道：
“《青春万岁》唤醒了我珍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回想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使我留恋，也使我向往。人为了前进，总免不了要回忆过去。你的书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忆，不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奋发和自豪。我相信，这只经过风雨的吹打而倍加鲜艳的花朵，会使我们这一代人壮志满怀、青春焕发；也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懂得怎样度过他们青春的年华。”
年轻时代的王蒙
就在《青春万岁》筹备出版的同时，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启动了。事实上，早在1956年《青春万岁》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选载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刘果生便与王蒙联系了电影改编事宜，与此同时，作家张弦也读到小说而萌发了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念头，并与王蒙达成了改编约定。但由于小说出版的中辍，这些约定并未实现。“文革”刚结束，刘果生再次就改编事宜联系王蒙，而张弦的改编也随即启动。1981年，由《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剧本《初春》，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电影新作》上。
剧本发表后，《电影新作》杂志社收到了上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羡慕20世纪50年代中学生的生活，并期待着电影的上映。在改编期间，杂志社还曾将剧本拿到上海两所中学听取意见，获得了师生们的热烈响应。从1978年到1982年，剧本五易其稿，终于获得了上影厂的通过，但在进入拍摄环节时却遭遇了阻力。有人质疑在新时期拍摄50年代的中学生生活缺乏现实意义，甚至批评其中存在“左”的倾向，加之剧本的故事性不强，也被认为存在较大的拍摄难度，这些因素都使得拍摄搁浅。
就在剧本面临着被退稿的危险时，黄蜀芹的介入使事情出现了转机。1979年《青春万岁》刚出版时，黄蜀芹便在谢晋的推荐下读到了小说。成长于50年代的经历，使得黄蜀芹不仅对小说产生了强烈共鸣，还主动肩负起了拍摄责任：“对那健康的亲密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中校园生活做一个朴素的历史回顾就构成了我最初的拍摄动机。我们这个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摄影、美术、录音、副导演都是同龄人，对那个时代怀着共同的感情。我们定下了一个拍摄原则，不要技巧，只呈现真挚的感情，并要朴实、真诚地去表现它。”
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又是对青春的赞美，使得电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说的底蕴。1983年，电影《青春万岁》上映，大获成功。有年轻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禁不住感慨道：“我是80年代的中学生，对于50年代缺乏了解。看了影片《青春万岁》以后，我感到非常振奋：那种大家庭般的集体温暖，同学间的亲密友谊和优美的学习环境，是多么令人向往！我羡慕当年那种火一样热烈的生活。”
1984年，《青春万岁》荣获苏联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纪念奖，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走出了国门并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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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然而作为对新中国青春岁月的记录，《青春万岁》与1953年前后这个特殊时段绑定在了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立刻迎来和平时代，紧接着的抗美援朝、镇反肃反、土改以及三反五反运动，使得战争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构成新中国初期的主要任务。1953年下半年，随着抗美援朝进入谈判阶段，三反五反运动趋于平稳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订，新中国的政治目标也从以战争与肃反为中心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作为对这一政策变化的响应，团中央也开始号召学生回到课堂，把学好文化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来抓。
王蒙说：“眼看着我所熟悉的那批从地下时期就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也都转向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科学与各门业务的攻关学习，我预感到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怀恋革命运动中的慷慨激越、神圣庄严，我欢呼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绚丽多彩、蓬勃兴旺，我注视着历史的转变当中生活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大千信息，我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旧社会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欢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与随后的经济建设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无比幸福与充实，我以为这一切是不会原封不动地重现的了，我想把这样的生活和人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