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蒙（二排右二）在中央团校与同学合影
记录历史的自觉意识不仅使得《青春万岁》的写作具有高度的历史同步性，甚至还将社会现实直接写入了小说。《青春万岁》开篇便描绘了中学生在1953年的变化：“这一年五一节，北京的女学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呢，‘少年布尔什维克’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做长远的打算了；他们在高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的同时，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他们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世界上有许多写中学生的小说，大致归属于儿童文学，但王蒙此作的分量大不相同。小说评审人萧殷在书评中称赞道：“作者就是通过对生活真实的描写，通过个性化的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反映了民主改革到和平建设这一阶段的社会特点；真实地表现了中学生在这一时期中曲折迂回的成长过程；也细致地解释了各个阶层出身的中学生这时期中各种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所有这些，都写得那么真实和那么动人，因而作品所显示的思想力量，——即那种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所鼓舞起来的、英勇前进的热情和豪迈的精神，——是有力的，能激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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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万岁’不仅指一代人的青年时期，而且指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春万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似无法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提并论。后者成为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改变了王蒙的人生轨迹，连累了《青春万岁》的出版；甚至那些试图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辩护的声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青春万岁》的影响。例如萧殷曾试图对两部小说加以区分：“在写作《青春万岁》时，作者无疑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观察生活和理解生活；是有鲜明的‘为保卫什么而去反对什么’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去说明生活和判断生活的；可惜作者没有明确地接受这条重要的经验，因而当他写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短篇给予读者的，却不像《青春万岁》那样充满着饱满的革命精神，这是很可惋惜的。”
但事实上，《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诞生于共同的思想土壤。1956年4月，正是在利用“创作假”修改《青春万岁》期间，王蒙抽空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修整。于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事实上，二者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写作时间的一致性上，更在于二者都诞生于同样的以青春为底蕴的写作思路。在谈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王蒙强调称：“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
电影《青春万岁》的海报及剧照
可以说，青春是王蒙这两部小说的共同血脉。
《青春万岁》诞生于王蒙对青春的赞美与留恋：“我还要写年轻人辨不清写不出，年纪大的人已经过景的少年意气，少年多感，少年幻梦，少年豪情，少年的追求与发见，人生的第一次政治抉择，第一次艺术感受，第一次爱情觉醒，第一次义愤填膺，第一次忧愁与烦恼，第一次精神的风暴……”
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立足于以青春来对抗老化僵化的思路。小说中的林震与刘世吾，一个青春稚嫩、充满朝气，一个老成圆滑、热情衰退，它延续的是对青春的礼赞。在彼时的王蒙眼中，“小说”与“青春”甚至成为了同义词：
“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着衰颓，克服着无动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住青春。”
青春是超越时代的，每一代人都无限缅怀自己的青春，这使得小说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青春万岁”的意义远不止于此。1983年9月，王蒙在观看了电影《青春万岁》后回顾道：“摧枯拉朽的人民革命运动，初升的太阳一样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怎样地改变着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改变着旧社会的腐朽的社会制度，治愈着旧社会的那些诸如‘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因循守旧’的不治之症，焕发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的无限青春！在这个意义上，‘青春万岁’，不仅指一代人的青年时期，而且指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凯歌行进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将永葆的精神的青春！”这里，回顾青春也意味着重温新中国创立的伟大时刻，继而通过这种重温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
作者 | 金浪（单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 |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2日 14版)
编辑 | 王雅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