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主义,极简主义生活时代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0期，原文标题《现代享乐主义》，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 ——阿瑟·米勒《代价》

主笔/陈赛

“新消费工具”或者“消费圣殿”是那些允许、 鼓励甚至强迫我们去消费其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场所

新消费圣殿

在《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一书中，美国学者瑞泽尔用两个看似矛盾的形容词——“理性和魅惑”来形容当代社会“新消费工具”或者“消费圣殿”的特点。他所说的“新消费工具”或者“消费圣殿”是那些允许、鼓励甚至强迫我们去消费其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场所，比如迪士尼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圣殿。为了吸引消费者，它不仅保证了其理性的一面——比如高度的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而且努力营造一种神奇、梦幻的感觉，通过大量迷人的娱乐设施，以及各种奖励和约束，让人们留恋其中，其核心理念就是让人们一直不停地消费。

瑞泽尔认为，新消费工具的爆炸性增长依赖于信用卡。现代信用卡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宽松的信用引诱人们去消费，通过延长支付期限、提供新信用卡以及增加信用额度等手段，怂恿人们持续地进行更多消费。随着信用卡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新消费工具和消费场所也不断扩张，从快餐店、连锁商店、购物中心，到赌场、巨型邮轮等。

当下中国的互联网是否可以称为一个新的“消费圣殿”？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表示，互联网金融产品门槛低，使用便捷，又将借贷与消费直接捆绑到一起，可以切入到各种消费场景，比如电子产品、医美、教育、家装、租房、旅游等。

“大量的消费工具和消费场景被发明出来，大量的消费路径都已经铺设好了，你想买什么，就有人随时递上钱包，连点个外卖都可以借钱，而且不需要任何信用抵押。你粗粗一算，好像还挺划算，但很少人会仔细看条款，所以很容易掉到坑里。”

这些新消费工具之所以无一例外瞄准了年轻人，理由很简单，他们的消费*高、社会经验少，而且容易冲动购买，唯一的障碍是没钱。

根据易观智库发布的《2016中国校园消费金融市场专题研究报告》，67.5%的大学生用过分期消费并且还会继续用；48.1%的大学生表示每月一次使用分期消费；24.3%表示每月使用三次以上，并且消费黏性较高；大学生分期消费用来购买电子产品的比例高达86%，提现比例也高达60%；男性大学生，本、专科大学生，二、三线及以下城市大学生使用比例较高。

这份调查还显示，使用信贷消费的年轻人更多地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但不幸的是，陷入不良信贷的，却大多是来自弱势家庭的年轻人，尤其是当他们刚进入社会时，很难抵挡物质*的诱惑。比如，在一项针对“骑手”的调研中，她发现不少“‘95后’骑手”（网约配送员）是因为网贷的债务而选择这种收入较高，但也极为辛苦，风险也高的职业。

从商家一方来说，为了扩大消费市场，他们的逻辑当然是不断刺激*，加快*更替的频率；但从消费者一方来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要花那么多他们并没有的钱，去买他们买不起的商品，只是为了让他们并不喜欢的人印象深刻呢？

假如包法利夫人活在今天

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消费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就在于*的无休止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需求”和“*”。“需求”是本能的，比如我们为饥饿而觅食，为御寒而穿衣服。相对来说，需求是真实的，容易满足，也相对稳定。“*”则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它可以被制造、被操纵，可以无限地膨胀。

在《从节俭主义到消费主义的文化转型》一文中，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宁根据*的形态将社会分为两种：节俭主义社会与消费主义社会。在奉行节俭主义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具有较强的对*的自我约束能力，*水平始终停留于生理性需求或原始*的水平。但在奉行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里，*则超越了生理性需要水平的约束，具有了可塑性、变动性和增长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主义就是一种不断建构*的社会心理机制”。

关于消费社会*的构建方式，西方不同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19世纪末，随着城市化的普遍发展，有钱人更重视把钱投入能够象征他们高人一等的实物消费。有闲阶级们要的不是商品，而是地位。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人们占有物品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为了拥有商品所包蕴的符号价值和意义系统。

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同样认为，消费者并不在乎获得商品，他们在乎的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

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叫“*模仿理论”。他认为，模仿是人类最根本的行为动机。人的欲求不是源自内在，而是永远指向他者。我们真正欲求的，不是“物”本身，而是“他者”。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个“他者”具有某种我们自身所缺乏的价值，象征着某种我们竭力追求而不可得的完美和充实。所以，最聪明的广告从来不对我们说某某商品质量精良，而是告诉我们“他者”都跃跃欲试。

近几年，基拉尔的*模仿理论在硅谷得到很多关注，因为对社交网络爆炸、民粹与暴力升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他是从文学中找到这个假说的证据的。他曾经分析包法利夫人的*结构。包法利夫人是一个被未曾实现、也永远实现不了的渴慕驱动的女人。她的人生目标是巴黎，是浪漫爱情，是上流社会。她通过书籍、报刊了解巴黎的最新时尚，她也曾参加子爵的舞会，得以近距离地观看她的偶像，但那样的接近转瞬即逝。她永远不可能追求到“理想”的化身所追求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和这些化身竞争，也永远到不了巴黎。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并不是受制于情欲，也不在追求爱情，而是被18、19世纪庸俗的骑士小说蛊惑，时时模仿着一种“浪漫爱情”。她将自身置于浪漫小说的戏剧情境之中，反复召唤恋爱客体，前来呼应她的，是雷昂还是罗道尔夫并不重要，他们都不过是填补空缺的骑士恋人。

她给情人罗道尔夫写了许多情书，“但是，她一边写，一边想到另外一个男人，那是由她火热的回忆、读过的最美的书、最强烈的*构成的一个模糊身影，最后，这个身影变得那么真实、那么亲近，她简直就能触摸到他……”

包法利夫人的画像，常常是一个女人坐在窗前，沉浸在忧郁和无助之中。她看着窗外的目光充满渴望，渴望自己身在别处。她的丈夫是日常平庸性的最佳象征。在包法利夫人眼里，他没有幻想，不曾好奇，他的谈话“扁平如城市的人行道。这些谈话无法激发她的情绪，她的笑声，她的梦想”。

包法利夫人是一个100多年前的文学人物，但她对于自身困境的永恒不满和无力挣脱，以及无可满足的自毁性的*，却是现代人十分熟悉的心理症状。如果包法利夫人活在现代中国，她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她估计不会读骑士小说，但也许会看小红书，或者刷抖音，被抖音上的小鲜肉迷惑，去网红地打卡，身陷消费贷债务陷阱……

“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过早接受自己的平庸。”图图，一个“90后”的年轻人这样告诉我，“既然买不起房子，我们也不想努力赚钱。”

他跟我谈起他的两个好朋友。A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聚光灯下长大，顺利考入名牌大学，在大学里会弹吉他会打篮球，很招女孩子喜欢。但毕业三年后，他觉得“日子很不如意”，经济上始终无法独立自主，结婚可能是一生唯一翻身的机会，因为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房子和一笔钱，开个小店，做个小生意，这辈子就算“毕业”了。

B大学毕业后半年内没找到工作，莫名其妙欠了十几万网贷，最后父母帮忙填了坑。父母帮忙还贷后，还给他买了房子，付了首付，他负责还按揭，所以他现在在老家的机场当地勤，每个月收入3000块，按揭1800块。

“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对未来太悲观了，所以在消费上才会这么乐观。”他说，“既然未来体面生活的前景不妙，不如享受当下，及时行乐。”

阿瑟·米勒在1985年出版的剧本《代价》里写过：“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消费主义的起点，那么，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已经从一个节俭主义社会蜕变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无论从消费市场的发达程度、供应链的发达程度、全球性商品的同步和快速流通，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对于在这个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消费真的已经代替政治、宗教，成为逃避不幸，甚至寻求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了吗？

现代享乐主义

“一种炫耀的、奢侈的消费模式嵌入于一个欠发达的、节俭的甚至禁欲的国家和文化的文本中，这就让中国人的消费倾向至今仍是个谜。此外，从民间到官方对于消费伦理——如何才能确认是‘好’的品味、‘正确’的选择或说‘科学’的消费——都呈现一定程度的矛盾情绪。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消费者对于‘强调朴素和均等的传统话语和倡导个人享乐主义和通过消费来寻求社会区分的上升中的消费主义话语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感到非常困惑。这种困惑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代关于消费倾向的‘官方’话语倡导的是适度的、经济理性的和环境友好的消费行为，反对挥霍和追求个人享乐。但是，这种话语给自身设置了一个困境：适度消费和过度消费的界限在哪里？消费物品和消费符号的界限在哪里？”在一篇关于当代中国消费主义伦理的论文中，朱迪这样写道。

她提醒我，西方的任何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当下中国年轻人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凡勃伦、布迪厄，甚至基拉尔，这些学者都是从地位模仿/区分的角度来解释消费行为的。无论对象是远距离的客体，还是近距离的客体，总之有一个‘他者’你希望去模仿，或者区分，从而显示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社会认同。”

但是，根据她的观察，“中国当下消费的情况，‘80后’‘70后’表现出来的也许更多还是炫耀性的消费，对‘他者’的模仿和想象，获得某种身份认同；但在‘90后’‘95后’一代，已经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导向的倾向，他们更在乎的不是他者的认同，而是消费体验本身赋予他们的乐趣和满足感”。

就这一点而言，她更推崇英国社会学者科林·坎贝尔的“现代享乐主义”对现代消费行为的解读。

坎贝尔认为，传统的享乐主义往往沉溺于感官愉悦，而现代享乐主义则“生活在想象中并且为了想象而生活”。在《浪漫主义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将“现代享乐主义”追溯到中世纪末期和前现代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认为正是浪漫主义伦理使想象、白日梦成为世人精神生活的时代特点，人们努力体验由事物激发的自我想象而获得的享受，胜于对物质满足的追求。

他曾经说过，“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绝对不是物质主义的。认为当代消费者怀有无休止地攫取对象物的*的思想是对驱使人们需要占有商品的机制的一种严重误解。他们的基本动机是实际经验已经在想象中欣赏过的愉快的‘戏剧’的*，并且，每一种‘新’产品都被看和提供了一次实现这种*的机会”。

这意味着，现代消费者本质上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永远被*驱使，但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总是在追寻新的、未曾体验过的或者未曾发现过的快乐。

朱迪认为，当下年轻人在消费行为中得到的乐趣和满足感不能简单理解为虚荣，更多是一种消费者自主权的体现——他们赋予物质以文化和心理含义，即使在看似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中，也愿意努力发现美、创造美，丰富生活体验。比如为自己买束鲜花，给家人买个小礼物，定期旅游和度假等等。

“消费未必是一件坏事。不能将所有消费简单地与挥霍、奢侈、物质*画等号。当我们在谈论消费时，应考虑到那些拥有多重社会角色的个体消费者，那些从常规琐碎到热闹生动的不同消费领域，那些从追求符号表达到追求自我导向的多元消费动机。消费不应该，本质上也并不是卑微的。消费本是一件追求美好生活，具有正当性的事。”

而且，她发现，比起他们的前一代人，“95后”的消费者似乎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非常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但对于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却不惜重金，比如买球鞋、喝咖啡或者收藏盲盒。

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不久前他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海航随心飞的套餐，每到周末就一个人飞到一个地方，什么都不做，就是吃个饭，睡个觉，然后到处走走，周日晚上飞回北京。他说，有些城市就是拿来睡觉、散步和看书的。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自己正在腾冲泡温泉。他这次是专门去看银杏的。

我问他，银杏如何？

他回答说，银杏很美，但温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