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讲了李*要带我调去湘潭后，我好高兴。下午上班后去找了李*，向他表示了愿意去地区工会，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
原来，地委领导看到李*年纪大了，长年在基层煤矿干，又是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决定将他调任地区工会副主任。地区工会主任马主任对此表示十分欢迎，对他说，看煤矿有没有年轻的能写的，一并调来，地区工会缺少写材料的。李*便想到了我，不知我愿不愿意去，便让他老伴先问问我们。有这样的好事怎么会不愿意呢？我们当然十分愿意。
在《湘潭日报》调我不成后，据传还有一个单位来调过我。那是两三个月后，地区三三办一一也就是对台湾工作办公室（简称对台办）两个人来到我们宣传科，和我们简单地寒暄两句后，便去党委办那边去了。三三办我曾为他们写过两次稿，两次都是他们约稿。一次是写反映煤矿工人生活情况的，一次是他们约我们矿一位国军起义的干部为在台军的故旧写"劝告"，由我代笔写的，两篇稿子都在福建的"海峽之声"电台播了。这次他们来我以为又是来约稿的，谁知他们什么也没说。去党委办那边一会儿后，就走了，也不知他们到底来干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来协商调我的，因矿里不同意，只好走了。当然，这事矿领导没和我说，地区三三办也没找过我，仅仅是听别人的传言，不知是不是真的。当时我也没把这当作回事。
李*和我说调动的十多天后，地区总工会马主任到矿里来了。他和李*谈了一阵话后，说是要见见我（李*事后说是对我进行面试）。我当时有点事正在家里，李*就将他带到我家里。马主任也是位老革命，人十分和蔼。他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家是哪里的，什么时候来的煤矿，以及在煤矿的经历。又和我聊了下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等等。他们从我家里出去后，又到李*的办公室商量好了我妻子调到湘潭哪个单位。
不久，地区总工会给矿里发来了调我的商调函，矿组织科也及时地给予了回复。
一切都是在有序地进行，一切都是朝着我想要的方向行进着，只等着来一纸调令，一切就OK了。我以为，这次的调动应该是板上钉钉，不会有什么变动了。这都是"官方钦定"的，能动得了吗？
但我的想法又错了。
商调函回复去了一个多月后，我想调令应该快来了，但调令未来，这时李*到地区工会报到上班去了。这时我还不着急，李*是领导，先给他调动是正常的，他调去了我也应该快去了。但又过去一个多月，调令还没有来。我有点急了，在李*回家时，便和妻子去他家坐，想询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我的调令还未下。
李*见我们来了，热情地和我们讲话，讲他去地区工会后的一些事。说地区工会要起办公楼和家属宿舍，他过去后就负责基建，每天泡在工地，不说我调动的事。我也不好问，但心里却有点发沉，预感这次调动又可能泡汤。
果然，不久后组织科的同志告诉我，说我的调动恐怕办不成了，因为省里决定了湘潭地、市合并，现已多出2000多名干部，所以现在干部调动都冻结了。后来李*也同我说，其实他调动时地区干部调动就停止了，只因为他的调动是地委早就定了的，加上他是个老同志，所以还是给他办了调动。我和妻子那天晚上去他家，他当然知道我们去的意思，但不好和我们说，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听了长叹一声，幽幽地说道："天亡我也呀！”
是呀，这样"千年等一回"的"好事"又让我碰上了，怪谁呢？这不是命又是什么呢？老话说得多好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也得不到呵。
欲哭无泪。这样，我调湘潭的事又一次成了泡影。我消沉了几天，但工作还得干，生活还得过，自己不能"沉沦"也无法"沉沦"。还得打起精神，硬着头皮往前走。调动的事不想了，于是，采访，写稿，完成领导交待的事，我又陷进了每天周而复始的繁琐而重复之中。
那时，文凭热在神州大地兴起。中央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提出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三化"，要提拔首先看文凭，文革中的"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文革前的大学生不管有没有能力，都提拔进领导班子。年轻人一一包括干部工人，都为能有一纸文凭而拼搏着。在上级的要求下，很多单位都办起了电大、夜大、函大等。
我们单位也开办了电大班。电大班开始由我们宣传科负责（后矿里成立职教科后，交给了他们），由我具体管。报名十分踊跃，有80多人，正式开班时只来了50多人上课，后来毕业时只剩下6个人。我弟弟参加了电大的学习，他那时已成家，有了孩子。尽管工作和家务事压力重重，但他坚持下来了，成为了最终毕业的6个人之一，拿到了大专文凭。
我这时才知道78年那次弃考是何等的不智和愚蠢。我那时仅仅是个高中毕业生，高中学历又算什么呢？单位统计时，中专生都是知识分子，都在优先提拔、调资之列，都有书报费等津贴，你高中生P也不是，P也没有，甚至还比不了"7.21"大学生。文革中的"7.21"大学生连初中生都比不上呀，但你这个66年的高中毕业生在官方的眼里就是比不上他们。
其实，在后来我也有一次上大学弄文凭的机会。81年我和一个矿领导在湘潭地委党校学习时，省委党校为办大专班到湘潭党校招生。听说了我的情况后便动员我参考，但被我十分客气地谢绝了。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文凭是这样的重要，要不，到现在文凭都快到手了呵。
这时，一个机会来了。为加快干部的知识化，很多部门都办起了干部培训学校，培训本系统本部门的干部。1984年，国家煤炭部经教育部批准后，在北京、郑州、成都办起了三所煤炭干部培训学校，在全国煤炭系统招生，学制两年，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
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尽管大专文凭原来在我眼里算不了什么，但现在我必须抓住。我知道文凭现在就是身份的凭证，没有它以后干什么都寸步难行。成都的学校开设有政工管理专业，于是报名参加了成都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政工系的考试。
我们科的小刘也参加了成都煤干院的报考。
经过考试，我们两人都被录取。这样，已经36岁的我，终于坐上了要驶向叫"文凭"的那个地方的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