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用人的三大原则,曹操用人的八大技巧

首页 > 历史 > 作者:YD1662024-05-08 22:05:50

魏武帝曹操是汉末第一枭雄,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平定中原的大业,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是屯田养兵,其二是广纳贤才并驭之有道如果说刘备的用人原则是“性情相契”,孙权的用人原则是“义气相投”,那么曹操的用人原则便是“唯才是举”。

司马光曾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认为用人之时要同时考虑“才”与“德”这个两个因素,并且将“德”放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考察一个人时,要先看他的德性如何,判断其是否忠诚、是否与自己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其次才考虑他的具体才干,这种用人原则是汉朝“举孝廉”制度的依据。但曹操却不以为然,他讲究“唯才是举”,即使对方不一定对自己忠诚,但只要他有利用价值,那么就照用不误;所用之人的道德操行是最无关紧要的,即使这个人是像陈平那样的偸金盗嫂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予计较。这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养士,就算门客是鸡鸣狗盗之辈,如果能够帮助自己脱险,又何必苛责于人呢?

曹操的用人的三大原则,曹操用人的八大技巧(1)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不计较品德

曹操与袁绍的区别。袁绍想占据地理优势,凭借人员数量来压服一切反对者;曹操则重用天下贤才,重视人员的质量,依靠他们来打天下。

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忧心忡忡地问曹操说:“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据?”

曹操反问道:“足下意以为何如?”

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曹操听完,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认为地理优势并不是关键性因素,取天下的关键在于人才,接着曹操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之后的历史表明,袁绍与曹操是各行其志。盟军解散后,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取了冀州,完成“南据河”的任务;接着又讨伐公孙瓒,把疆域扩大到了燕代地区;又安抚乌丸,交好辽西单于,天下十三州,独占了四个。另一边,曹操广纳贤才、迎驾许都,连刘备、关羽这种明知会离去的人都肯任用。在这种背景下,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遇了。

此时袁绍兼有四州之地,有众十余万,诸将皆以为不可敌,但曹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袁绍虽然装备齐全,但只是一个千里送快递的莽夫——此“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结果官渡之战的决定性因素果然出现在用人之上——袁绍因为许攸贪财,所以很轻视他,恰巧官渡之战时,许攸家里有人犯法,他害怕被袁绍治罪,所以跑来投奔曹操。曹操对于许攸这种叛徒并不介意,反而采用了他计策,得以破灭袁绍。

实践证明,曹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取天下的关键并不在于地理上的优势、或者军队上的多寡,而是人才是否足够,用人是否得当,用完之后又如何“以道御之”?许攸帮助曹操取得胜利后,也就失去了价值,而曹操“御”他的办法就是借故将其*掉。

曹操的用人的三大原则,曹操用人的八大技巧(2)

曹操战胜袁绍,原因在于懂得用人

曹操的用人原则是“唯才是举”,然后再“以道御之”。先把有才*人全部招揽过来,各尽所能,积极完成组织的目标,之后再用权势与利益来收服他们。

对许攸的任用已经说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是“唯才是举”和“以道御之”这两个核心内容。

对于自己的原则,曹操毫不掩饰,并且多次直白地向世人坦露说明。在早年的时候,曹操其实也很重视人的德行。他曾上书朝廷,为窦武、陈蕃等人讼冤,然而在朝政日乱之下,他变得心灰意冷,从此“不复献言”。曹操明白,在黑暗的时代,道德谏言是起不了作用的,需要靠强力来匡正正义。所以当董卓乱政的时候,曹操并不像袁绍那样以言抗争,而是默默的变易姓名,逃回山东,散尽家财,召集义兵来讨伐董卓。

当刘备来投靠时程昱劝曹操*掉他,曹操也知道刘备非久为人下者,忠诚度十分可疑。但他认为可以借助刘备的名声来招贤纳士,故而说:“方今收英雄时也,*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魏种曾是曹操向汉室推荐的人才,当兖州叛变时,曹操听说魏种也叛逃了,感到非常生气,说无论这个人逃到哪里都要把他抓回来。结果,在抓到魏种之后,曹操却没有*害他,而是说:“唯其才也!”将其无罪释放。在曹操看来,部下是否忠诚并不重要,只有他有才能,自己又能够驾驭得了,就应该重用不疑。当张绣叛变之后,曹操并不是辱骂说这个人如何不忠诚、品行如何低劣,反而倒过来反思自己,说:“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此。”在曹操看来,张绣叛变不能归咎于品行不佳或者不够忠诚,而是自己没有“以道御之”,不向他讨要人质。如果自己有人质在手,又何必担心他是否忠诚呢?大胆地任用就是了。这是一名领导者的眼界,不去埋怨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而是反思自己在管理上有哪些失误。

建安十五年,在一道招纳贤才的令中,曹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用人原则。里面写道: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诏令说明曹操的用人理论是这样的: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不应再拘泥于“才德并举”的理论,而是要“唯才是举”。因为人才实在难得,如果条件过于苛刻,那就无人可用了。对于领导来说,下属能不能得到重用,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足够才能。至于他们的品行如何、价值观念怎么样,这是领导所不必顾虑的。即使下属没有忠诚之心,只要领导“以道御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并管理得当,就不怕他们会反叛或者中途逃离。

在一个组织里,只要领导懂得用人与管人,那就应该“唯才是举”;只有无能的领导才要求下属才德兼备,因为他无力管理自己的下属,所以老是怕下属会叛变,故而总是重用身边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唯亲是举”,导致组织腐化,失去了战斗力。

曹操的用人的三大原则,曹操用人的八大技巧(3)

有能力的领导才敢“唯才是举”

曹操晚年时用人原则出现了变化,不再“唯才是举”。所以才逼死荀彧,*害杨修,猜忌司马懿

在曹操的一生中,他的志向始终在变化。早年是想通过进入官场,从内部澄明东汉的朝政;中年则是广纳贤才,带领天下才俊一起匡扶汉室,死后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到了晚年,眼见鼎足三分之势已成,自己家族的羽翼又已丰满,于是有了要当周文王的意向,因此在用人方面也就考虑起身后事起来。

这时的曹操已经不是“唯才是举”了,而是唯忠诚于曹氏是举。在曹操晚年的时候,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真、曹休等人的官位越来越高,而荀彧因忠于汉室,犯了大忌,被变相的赐死。

曹操自称“唯才是举”,晚年时却发生了“嫉*杨修”的事,这似乎是矛盾。《三国演义》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才能,所以才*死了他。而根据《典略》的记载,*杨修的原因是“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其实这也是表象。杨修在临死之前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暗指自己被*害,是因为曹植失势。在曹操看来,杨修这个人唆使曹植夺嫡,造成兄弟间互相猜忌,不利于曹魏家族的团结,所以才需要把他*掉。这时候的曹操早已不顾及下属是否有才能了,因为自己已时日无多,所以要把那些不忠诚的人*掉。

《晋书》说曹操对司马懿非常猜忌,看到他有“狼顾”之相,所以不敢重用,又梦到三马同食一槽,十分厌恶。还不忘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这都反映出曹操在晚年时已经改变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更注重部下的忠诚度。这是出于局势的变化以及自己年事已高的考虑,晚年的曹操失去了“以道御之”的信心,也不认为自己的子女有能力制服不忠诚的人才,所以也变得“唯忠诚是举”起来。

从曹操的用人事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一条简单的道理:只有领导有能力,懂得用人与管人,有信心“以道御之”,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也就是说,能广纳贤才的领导,必然也是非常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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