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娜
菊与重阳节的紧密联系由来已久。广为传颂的诗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就已透露出菊花是重阳节核心意象的事实。在登高、赏菊、插茱萸等典型重阳节俗中，毫无疑问菊花占有一席之地。古人以“菊”为核心发展出赏菊、咏菊、簪菊、饮菊花酒、吃菊花糕等一系列关于菊的重阳习俗。尽管各朝代、各地重阳风俗各异，但对菊花的重视却是较为一致的，甚至重阳节有“菊花节”之称。这使得菊花成为透视重阳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雅俗共赏的互动文化模式中，从屈原、陶渊明等文人雅士开辟出的雅文化，到市井百姓所代代相承的节俗文化，菊文化的发展不仅为重阳节注入了文化品格，也使得重阳节开拓出更为丰富的文化意涵。
菊花酒为古时重阳“标配”
所谓“菊”，本字为“鞠”，根据郭璞的注释“今之秋华菊”，则意为秋天开放的菊花。菊花的别名繁多，因早期野生菊花多为黄色、金色，常被唤作“黄华”、“黄英”、“黄蕊”、“黄钿”、“金英”、“金茎”、“金蕊”、“金钿”等，例如《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梁代萧统《七契》曰“玉树始落，金蕊初成”，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黄英》篇以“黄英”来指菊花。
从重阳节俗的记载来说，自汉代起菊花就在重阳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西京杂记》记录了饮菊花酒的习俗及其做法，“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实际上，在重阳节宴会上饮用菊花酒早已是汉代以来的流行做法，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有这个说法，“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杜公瞻对此注曰“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重阳节注重饮用菊花酒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内在的驱邪与保健理念。关于重阳节俗最广泛流传的一则传说故事就保留了这种理念，《续齐谐记》载有“汝南恒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
显然，在民间文化心理中，菊花酒具有辟邪的功能，对于化解九九重阳的凶灾具有重要作用。这在许多唐诗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至唐宋时期，菊花的延年益寿的说法仍经久不衰，所谓“延年菊花酒”、“献寿菊花杯”等诗句都意味着人们深信菊花的“延寿”作用。南宋《梦粱录》更是声称“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重九之厄”，可见菊花同茱萸一起成为禳灾延寿的重阳“标配”。
事实上，菊花所具有的药用保健作用也得到药物学家的认可，陶弘景《名医别录》指出菊花可“主治腰痛去来陶陶，除胸中烦热，安肠胃，利五脉，调四肢”，《神农本草经》称“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流中轻体，神仙食也”，食用菊花基本等同于服用太阳的精华，有益增长寿命，因此菊花也被称之为“日精”、“更生”等，其反映出民间社会对于辟邪长寿的深切渴望，尽管随着后世的发展饮菊长生不老的色彩越来越淡，但饮用菊花酒的民俗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昭示重阳民俗心理的文化意象。
赏菊、食菊糕等习俗愈发兴盛
在“此花开尽更无花”的萧*秋日，人们对怒放菊花的喜爱也体现在重阳节里的簪菊、赏菊等民俗活动中。从晋代兴起的簪菊之风到了唐代愈发兴盛，据《辇下岁时记》载“九日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甚”，杜牧、白居易等诗人也描述了头插菊花的盛景，“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安登高》）、“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色黄”（《九日宴集》），可见从宫中到民间，人人以簪菊为时尚。这股重阳节以菊装扮的风潮直到宋朝也未曾消退，《武林旧事重九》也记载了宋代临安人“饮新酒，泛萸簪菊”的普遍风气，可见菊花之于重阳装扮的重要性。
此外，重阳赏菊亦是宋以后的例行民俗活动，随着菊花培育技术的发展，菊花的种类更加丰富繁多，《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赏菊品种，“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者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品种的增多为人们赏菊增添了许多乐趣，到现在重阳节日欣赏姿态百异的菊花也是一项审美趣味无穷的活动。
至于吃菊，除了饮菊花酒，还可以将菊花做成重阳糕予以食用，有着补偿登高心愿、“步步高升”的寓意。基本来说，围绕着菊花而开展的赏菊、饮菊、食菊糕等节俗到明代大致定型，从中也可看出重阳节的菊花民俗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菊”成为重阳节的一个独特而又鲜明的象征符号，被寄予着广大民众最朴素的消灾、延寿、美丽、高升等民俗愿望。就其文化层次而言，此为“菊”于广阔的民俗世界所生长出来的民间文化，拥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
文人雅士赋予“菊”文化内涵
不过，“菊”之意涵并不止于此。作为一种古典文化意象，文人群体对“菊”的吟咏赋予其深远的精神意义。傲霜而立、凌寒不凋的菊花往往被视为具有极其坚韧、顽强的品质，钟会的《菊花赋》深情赞颂了菊花的五种美德，“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自古以来，菊花就在层出不穷的诗词文章歌咏中成为一种君子精神的象征，因其所呈现的风骨、节气也被赐予了“节华”、“傲霜”、“贞花”等名称。从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从一开始就是以高洁的文化形象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先天性地带有超脱的气质，尤其是由于陶渊明对菊花的文学书写更让其具有了一种隐逸的特质。陶渊明对“菊”之喜爱，乃是一种根植于精神品格的推崇，他将菊花与闲居、重阳联系在一起，所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并以身体力行的隐逸生活来构建出精神王国的独立性。不求名利、饮酒遣怀、与菊为伴的生活为“东篱菊”注入了历久弥新的人文精神力量，并在与重阳节日的融合中呈现出雅俗互动的特点。
作为集中体现民间文化心理的节日文化，通过不断吸收人文精神传统将世俗性的节日与精神性的追求融为一体，特别体现在重阳节对高洁、隐逸文化意象“陶菊”的吸纳。在重阳节，市井阶层所流行的热闹的赏菊、簪菊、食菊等活动与文人雅士的咏菊并行不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篱菊”、“陶菊”的出现将重阳节的节俗品格推向了一个高峰，展示出重阳节隽永独特的文化精神魅力。在后世流传的咏菊作品中，可以看到重阳陶菊的审美意象反复出现，例如王昌龄的“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满说陶潜篱下醉，何曾得见此风流”（《九日登高》），王勃的“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九日》），以及白居易的“霜蓬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等等，皆将陶潜东篱菊花作为核心意象表达，其呈现的乃是对“篱菊”所代表的悠然旷达人生的热烈追求与渴望。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文人群体对重阳菊花的深刻挖掘及其所蕴含的高雅隐逸、坚贞不拔的文化象征的表达，才使得重阳节充满着厚重的文化意味。“菊”既是一个节日的符号，也成为一种文化隐喻。
在现代社会，重阳辟邪的意图越来越淡了，不过传统的重阳菊花节俗并没有就此消失。就南京来说，如今赏菊有了更多的去处，《金陵岁时记》所记载的“山后花农多以种菊为业，紫艳黄英，垄亩相望，游人载菊而归”的赏菊景象依然兴盛。重阳菊花不仅集中体现着重阳节本身的民俗文化意涵，也凝聚着坚韧不朽的民族气节与高洁淡泊的文化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对重阳菊花的文化体悟将激励个体以菊比德、以菊明志，锻造自我的内在精神与追求。而对重阳节日文化与菊花文化的重新审视、提倡，也将进一步促进重阳文化内涵的提升与现代发展。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我们的节日”南京工作室研究员）
来源： 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