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凸凹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解玺璋著，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2020年4月。
十二个历史人物的“心灵简史”
解玺璋先生的新著《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虽不满三百页的卷帙，我却读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引证详确，论述周匝，行文从容，有密密编织的质地，你必须适应它的节奏，做慢的阅读，方能进入其里，一解鹄的。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为了读得精透，我又反过头去，重温了他的另外两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一是梁启超，一是张恨水。于是，阅读的况味因此温厚起来，有了整体的把握，感觉到解先生的历史书写，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原则，即他自觉地继承了杜亚泉和王元化的论说传统，努力摆脱“意图伦理”的催眠，“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绝不把学术作为主观臆断和派性偏见的意图工具，而是以极大的历史理性，使学术成为呈现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之途。
《梁启超传》，解玺璋著，悦读名品·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8月。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回过头来读他的《抉择》，就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十分的会心。在书中，解先生给自己确定了十六个题目，涉及了二十几个历史人物，试图以一己之力为近代鼎革之际的代表人物悉数立传，写出他们的“心灵简史”，给今天和后人提供一份改革和进化的精神图谱。这是个颇具雄心的目标，很容易让作者意气风发起来，做指点江山、居高临下的霸气书写。但是，正因为解先生有了从杜亚泉和王元化那里浸润而来的历史理性，便从“意图伦理”的催眠中突围，放低了写作姿态，以极大的悲悯，体贴传主，从他们具体的的生存环境、历史地位出发，钩沉文献，捕捉细节，温暖照拂，让他们自己说话，让他们自己证明。换言之，就是让传主自己给自己立传，而不是作者横空出世、自视高明，“我”给他们立传。
正如解先生在《后记》中所说：“每个人
（历史人物）
的学养不同，品性不同，眼界不同，处境不同，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他们表达的都是真实的态度。作为历史叙事，我想我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事实和真相，不预设立场，不搞先验的标准，不丑化也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可信的历史现场。”通观《抉择》全书，解先生不自欺、不欺世，真实地体现了这个原则，堪称完美。或可以说，因为解先生有悲悯的立场，所以他厚道，能做到肝胆相照。这不简单地是个写作态度问题，也是书品和人品的关系问题，解先生秉承了书里即书外的写作逻辑，对自己的文本负责。
好的历史书写，给人提供重新打量历史的眼光
在这个悲悯的写作立场作用下，解先生的书写文字，异常淳朴，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容、沉静而温暖的语调。他娓娓而谈，绝不大声喧哗、咄咄逼人，上演语言暴力，也绝不使才炫技，干扰传主的声音。正如刘再复在《梁启超传》中所说，解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其笔法就濡染了“梁文体”的风韵，冲破了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力求深入浅出、明白畅达，而且“笔端常带情感”，把义理阐发和文献考证相结合、把历史倾听和心灵呼应相结合。这里的“笔端常带感情”，不是被传主感动之下的率性抒情，也不是在自我倾向被验证之后的本能歌颂，而是设身处地的感知，怜惜笔下的人物虽然能鼎革历史，但照样也摆脱不了“命运”的作用，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不溢美，亦不贬抑，以常人视之，以感情待之。
梁启超。
因为以感情待之，就凸显了历史人物的“人间性”存在——他们既伟大又渺小，既宽阔又褊狭，既睿智又颟顸，既成熟又幼稚，他们都是凡人，都很感性，一切都是从生命本身的驱动出发，不屑于功利性的选择，只要灵魂妥帖就是了。于是，这些人物，无论激进还是保守，无论是崇洋还是迷古，都服从着自己的来路，很本性，都很真诚，所以他们普遍地雍容雅致，一派赤子情怀，自呈风骨，而绝无峥嵘面目，蝇营狗苟，一己隐私。直让人们感到，这些人真有学问，也真好玩儿，是血肉的，而非概念的，殊可亲。好像解先生就坐在他们身边，深情地打量着他们，给他们的动作进行着素描，给他们的自由言说进行着速记，就原汁原味，殊可信。
我一直认为，好的历史书写，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人提供重新打量历史的眼光并引发人们的思考。读过解先生的《抉择》，更加固了我的认识。
胡适为什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由解先生的《抉择》，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谓自由思想，根本地还不在于外界给不给你思想的自由，而在于知识者会不会自由地思想。譬如关于中西文化评判和交流，杜亚泉提出了著名的“调和论”，这本来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独立见解，殊可贵，但却招来了陈独秀粗暴的否定，言称中西文化“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一时间学术界一派紧张，许多人不敢出来讲话。后来胡适和吴宓出来“调和”，一个主张不排斥传统，但以西学为主体，一个则说不排斥西学，但以中学为主体。无论谁“体”谁“用”，都强调了两种文化之共性的存在，以委婉的方式支持了杜亚泉。便可以看到，思想的不自由，固然有“体制”的束缚，但来自学术界内部的“不容忍”，即自我束缚，或许是更深的制约因素。因此观照当下，警惕学术界、思想界内部之“左”，或许比徒叹奈何来得更为重要。
胡适。
解先生的《抉择》，最可贵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悖论——激进式的革命往往不由分说地破坏着什么，渐进式的改革往往会心平气和地建设着什么；鼎新的，未必就能推动社会进步，“保守”的，反而会留下裨益时代的“静观价值”。譬如在摧枯拉朽式的“白话文革命”中，林琴南不合时宜地固守古文字传统，并以“迷恋的骸骨”一样的姿态，用文言文译介西洋作品。这在当时，是逆潮流而动的，必然要遭到新派人物的反对和嘲讽。但是到了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这种坚守的可贵，因为它对传承汉语的古意、古韵、古风，有历史性贡献。人们收藏并耽读“林译”，并视为汉语经典，便是明证。著名学者孙郁总是感叹，今天的写作者真是大不如民国那时候的文人了。那时的文人，不仅有高蹈、博识、从容、儒雅、悠然、涵泳的文化状态，而且还有纯粹、典雅、精致、蕴藉、清俊、古朴的文字气象。他们的文字极为讲究，有张力，有气韵，有味道，有意趣，文字本身就是内容、就是思想、就是情感、就是美，因而他们写的是文章，是“文章家”。
学者立传：警惕文人趣味，遵从史料真实
掩卷沉思，还有一点突出的感受，解先生的《抉择》是大历史观的著述，他警惕文人趣味，自觉地引入了唯物的辩证的理性考量，自然而然地验证了这样的历史逻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读解先生的《抉择》，还给我一点文本上的启示：文人写传与学者立传有大不同——文人下笔，常常是主观登场，对传主的描绘，不仅处处体现着自己的好恶，率性地丑化，或溢美，多是变形的状态；而且，文人的创作*太强烈，他们的历史书写，不过是选一个名人，在人们早已熟悉的这个名人的故事之上，放任想象，进行大量的细节虚构，美其名曰是再现历史现场，其实是在以人物为借，抒自我之情、发自我之论，贩卖自己的观点，其落脚点，是要展示自己的不凡，堆高自己的“成就”。所以文人的历史书写，虽架子拉得很大、卷帙印得很厚，也绝不可以当真。而学人的笔致，遵从理性，靠材料说话，时刻警惕一己情绪的泛滥，庄重地呈现人物的本来面目，便足可据、堪可信。
因为解先生的《抉择》，是典型的学人书写，它的问世，便给当下的历史叙事，确立了规范，树立了标杆，毋庸置疑地具有了反拨和示范意义。
撰文 | 凸凹
编辑 | 王青
校对 | 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