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有功受赏，有罪受罚，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不过官员的惩戒制度发展到清代时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惩戒事由和惩戒种类规定得更加齐全、明确，而且有关政策已相当完备。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区分官员的“公罪”与“私罪”。
官员有违法违纪的行为，无论是已构成刑事责任，还是属于行政责任，在清代时都称为“犯罪”。而在追究犯罪责任时，先要区分是公罪还是私罪。嘉庆二十五年，在一条上谕里曾对有关部门混淆公罪、私罪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嘉庆帝要求在处分则例里必须写明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然后再进行相关的处罚。
由此可见，区分官员公罪还是私罪问题在惩戒及惩治犯罪方面尤其重要。清代要求首先要先区分公罪私罪，大体就相当于今天的“定性准确”。那么，如何区分公罪还是私罪呢？
这要根据两条：一是看错误属于因公，还是因私；另一条是看是否故意。两条相互参考，确定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比如办事效率不高，造成公文迟延，这肯定就是因公，属于公罪；如果贪污受贿，这肯定就是私罪。
但有时也不这么简单，还要看是否故意，比如处分则例第一卷里就有这样一条规定：“凡部院衙门办理议叙（奖励）、议处（惩戒）事件未能允协”，就是办得不够公平合理，有的重了，有的轻了，这都属于公罪。一般将主办官员罚俸六个月或九个月，将部门负责人罚俸一个月或三个月。
但在处分则例第二卷中又规定，如果承办议处事件，在援引有关规定条文时，有意“割裂”、“增删”，“致应行议处人员或免议或减议者”，这实际上就是有意包庇了，这就属于私罪，要将承办人革职审拟。
因此，大体上可以认为：凡是工作中的过失性犯罪，都属于公罪，而目的在于营私舞弊，与政事及官员形象都有密切关系的违法违纪行为，都属于私罪。区分公罪、私罪有什么用处呢？主要是为了正确掌握标准，合理使用处分等次，即现在所说的“处理恰当”。其原则是：公罪从宽，私罪从严。具体体现是：
第一，犯同样错误，系公罪者处分轻，系私罪者处分重，如违反制书（皇帝诏书的一种）者，系公罪者革职留任，系私罪者革职；违反诏令者，系公罪罚俸九个月，系私罪罚俸一年，等等。
第二，公罪处分，除了涉及盗案及钱粮亏空等重大事例外，其余不影响升迁和选调重要职位；而私罪根据不同情况有程度不等的影响。
第三，公罪被判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者，可用加级、记录抵消，而私罪所受处分要实际执行，不准抵消。
第四，官员受到降级调用和革职的处分后，中下级官员属于“因公获咎”的可以拿钱捐复原职，如属于私罪的则不能捐复。
清代为何要区分公罪、私罪，并实行公罪从宽、私罪从严的政策？乾隆皇帝曾有段精彩的论述，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上谕说：“且因公者，事虽重大，其情实轻；因私者，事虽细微，其情实重。自来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真古今不易之论。”
乾隆皇帝说的这番话应该说讲得道理比较深刻，也是当时区分公罪和私罪的立法思想。清代这种特有的公罪、私罪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注重人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员怕犯错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情况，或者话一句话说：不怕做错事，就怕不做事。只要是为国尽力，犯罪也情有可原，但要是为了营私那就是罪大恶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