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1858年），对大清国来说，正处于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热之中，内有太平天国，外有英法联军，咸丰皇帝终日担惊受怕，偏偏在这当口，又发生了一场科举舞弊大案。
尽管天下很不太平，人才还是要选拔的。这一年八月，乡试还是如期拉开帷幕。顺天府是京畿重地，担任顺天府主考官的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一等一的朝廷大员，可见重视。
九月十六日揭榜，虽然舆论已经哗然，但科举考试历来中者喜落者悲，并没有引起官府注意。乡试结束后，柏葰也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再加上身兼军机大臣，他已位极人臣。
谁知好景不长，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奏，指出这次考试里出现了舞弊行为，并且不止一起，牵涉到考官，戊午科场案由此案发。
咸丰相当重视，下旨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特令“此旨尔等看完, 交军机处写明发, 孟传金原折不必交军机处”。
调查结果，乡试果然有猫腻，比如中标的试卷，有的错别字达到300多个，“讹字至三百余”，这在科举中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还发现考生试卷被修改、调包等舞弊行为。接着调查下去，结论是考生罗鸿撰，通过关系求助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主考官柏葰家丁靳祥说服了柏葰，把罗鸿撰已被淘汰的试卷改成了中试。
最严厉的是事后的处罚。
载垣、端华等上奏案情, 提出处理方案，别的都还好说，其中有一条，“（柏葰）比照交通嘱托, 贿买关节例, 拟斩立决”，这让咸丰有点为难。
大学士柏葰作为主考官和直接责任人，当然难辞其咎。然而柏葰又是朝廷重臣，深受咸丰倚重，如何处理柏葰，成了问题的焦点。
按照咸丰的意思，处死柏葰心有不忍，“柏俊早正揆席, 勤慎无咎, 欲曲待之”，他是想从轻发落的。
这时，肃顺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肃顺认为：“取士大典, 关系至重, 亟宜执法, 以惩积习”, 柏俊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权衡之下，咸丰准奏，柏葰被判斩立决，成为清朝唯一一位因为考试舞弊被处死的大学士，也会自科举制开创以来，因为舞弊被问斩的最高级官员。
被称为咸丰朝乃至晚清第一大案的戊午科场案，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首先是肃顺和柏葰之间的政治斗争。柏葰是蒙古正蓝旗人，以户部尚书身份协办大学士之职，乡试结束后，更是擢升为文冤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大权在握，位极人臣。
柏葰身居高位，当然会有他的政敌。朝中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等人就是他的政敌，柏葰为官以老成持重著称，肃顺则性格激烈，两人不是一路，“柏俊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
肃顺这群人里，载垣和端华才能平庸，但肃顺是个能人，所以遇事都是由肃顺做主。
肃顺向来胸有大志，柏葰受宠，肃顺的能力就无从施展，只能屈居人下，所以肃顺要实现政治抱负，必然要与柏葰争权，只有把柏葰搞倒了，他才能上位。
咸丰指定的会审人员，以载垣和端华为主审，这对肃顺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柏葰虽然被逮捕，但从他自己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最重不过是被流放新疆而已。像和珅那样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官员，嘉庆帝也只是赐他自尽，况且清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公开处斩过柏葰这种级别的官员。
假使被流放，很快就能被指望被召回京城，重新起用，所以柏葰已经吩咐家人收拾行李，打算打包出发。
柏葰最后被处斩，后人多以为肃顺是要为自己立威，拿柏葰开刀。这其实并不全面，肃顺坚持这样处理，其实也有章可循。
在清朝历史上，对科举舞弊案的处理一向非常严格。拿清朝前期的两次科举舞弊案来举例，顺治朝有丁酉科场案，处理结果是主副考官和同考官都被处斩，共计斩首27人。康熙朝有辛卯科场案，主考官左必蕃失察被革职，副考官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都被斩决。
以这两场科举舞弊案来看，判柏葰处斩也有先例可循，在法理上，肃顺的坚持不能说错，不能完全看做是肃顺出于私怨，一意打击报复。
肃顺一定要置柏葰于死地，还有他的政治目的。
肃顺虽然据理力争，但他显然是无法左右皇帝意愿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咸丰手里，咸丰同意肃顺之请，其实是和肃顺想到一起去了，那就是要整顿吏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