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前期，也就是顺治到乾隆前中期，吏治还算比较清明，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吏治开始逐渐败坏，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到了嘉庆和道光时期，即使和珅这样的巨贪被打倒，还是出现了钦差大臣李毓昌查赈被山阳知县毒死的恶性案件，嘉庆帝曾有心整顿，却左支右拙，有心无力之下，发出了“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的哀叹。
这一时期，官场风气是“大抵以畏葸为慎, 以柔慢为恭”，官员因循疲玩，贪污腐化，成了官场上公开的秘密。
吏治的败坏，反映到国家命脉之一的科场上，就是舞弊行为的蔓延。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发展到清朝，金榜题名已成为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范进中举虽是小说家的虚构，却也是社会的真实写照，科举成功，就是社会中众多士子的所毕生追求的目标，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科举向来是整个社会关心的热点。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在顺治朝和康熙朝吏治相对廉洁的环境下，尚且有人敢于铤而走险，那么到了吏治败坏的清朝中后期，舞弊的空间就来得更大。
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曾经说：“自条子兴 , 而糊名之法几穷矣。”
“糊名”和“易书”都是防止考试作弊的办法，用以防止阅卷者通过名字和字迹辨认出考生，但到了清朝中期，“条子”作弊法开始流行，成为走后门的流行方法，传统的“糊名”和“易书”等方法早已无法有效防止作弊。
“然而自有条子之法 , 暗通关节, 使科举考试屈抑真才。自乾隆嘉庆以来,此风日盛,主试之人,皆视为当然。”
更有甚至，就是像戊午科场案一样，直接找到主考官调换试卷，有才者被刷下，无才者上位。
吏治始终不见好转，到了咸丰即位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威胁到清朝统治，可是官场却依然故我 ，咸丰帝曾痛斥：
“内外文武诸臣，视国如家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气重，置国事于不问者，正复不少。”《清文宗实录》
他也多次下旨告诫，如：
“...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 相习成风，又何以用会议为耶 ? 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公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仍蹈积习，有负朕集思广益之至意。此旨着各衙恭录悬挂，俾触目警心。”
见群臣没什么改变，他再次下旨：
“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积习，置此谕于不顾者，朕必执法从严惩办，断不姑容，猛以济宽， 正今日之急务也。”
从这些可以看出，咸丰已经有了严办违法官员，整顿吏治的决心。
偏巧不巧的是，这时候又发生了戊午科场案这样的大案，作为主考官的柏葰毫无疑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如何处置柏葰？从咸丰个人角度看，柏葰深受信任，又素有为官持重之名，并且他官居一品，位高权重，从个人角度看，咸丰不想*他，所以他说“柏俊早正揆席, 勤慎无咎, 欲曲待之”。
另一方面，柏葰作为主考官，负有直接责任，当然也是难辞其咎。肃顺“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 ，以惩积习”的力争，从私处看是他想要打击政敌，从法理上看却也并无不妥，理由堂堂正正，让咸丰无法驳斥。
从国家角度看，从嘉庆到道光，面对吏治的腐败，都有心整治，却都是以劝诫为主，对高级官员并不敢下决心整治，比如上面提到的李毓昌案，除了处死与案件直接有关联的山阳知县和淮安知府，两江总督铁保只是被革职流放，江苏巡抚汪日昌被勒令退休，虽然称得上雷厉风行，客观上却并没有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咸丰即位后，沿用了嘉道两朝的办法，一再劝诫，却收效甚微，甚至爆出了戊午科场案这样的大案，再劝诫看来也无济于事。
并且，咸丰之前就已下上谕，号称“朕必执法从严惩办，断不姑容，猛以济宽”。
乱世须用重典，为了整顿吏治，咸丰帝终于痛下决心：
“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俊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这确实也是咸丰内心的真实写照。
咸丰狠下心来处死了柏葰，严刑峻法之下，科场面貌确实为之一新，阅卷比之前更加严格，“阅卷大臣均粘某人拟 ，取黄签进呈后，上帝判甲乙于卷首，命尚书肃公监视拆弥封，盖慎之也。”
递条子的事基本看不到了，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场不见了舞弊行为。
“自戊午严办考官之后，遂无敢明目张胆显以条子相授受者。适今三十余年乡会两试规模尚称肃格 , 则此举诚不为无功。”
科场风气的好转，实际也就是吏治的好转。再反过来看，科举取士能做到公平公正，就能为国家输送像样的人才，形成良性循环。
对肃顺来说，坚持从重处理柏葰，固然有打击政敌、借此立威的需要，但从结果来看，柏葰倒台，肃顺上位后，其霹雳手段，确实起到了扭转风气的效果，很大程度来自于对柏葰的严肃处理。
戊午科场案，之所以被视为扭转晚清政局的关键节点，还不是整顿吏治这样简单。肃顺揽权后，分量日渐加重。在这之前，他和柏葰所代表的，实际是朝廷里的保守派和激进派。
太平天国席卷四方，清朝的经制兵不堪一击，这样的局面下，湘军等地方勇营崛起，挑起了大梁。
如何对待湘军，咸丰同样左右矛盾，既要依靠他们打败太平军，又怕湘军坐大成为威胁，不敢放权给湘军将领。
但是不放权，湘军就会受到压制，无法保证战斗力，如果湘军再被击溃，清朝的统治就非常危险了。
朝廷里的大臣，也持两派意见。以朝中以祁寯藻、彭蕴章为代表的保守派处处反对重用湘军将领。咸丰六年后，柏葰得到重用，柏葰为官老成，与肃顺意见不一，他日渐受到重用，对与保守派意见相左的激进派显然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