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屯子里民族成分的那点事儿
作者：蔡克举
转自：知青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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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大概有两点多钟吧，我正在知青点的炕上睡觉，邻居张瘸子过来告诉我，说是队长让我现在就去他家，有点事儿。我不敢耽搁，赶紧爬起来，就去了队长家。
到那儿一看，他家炕上，除队长外，还有五个人，一个个的都是满脸通红，有的颜色深一点儿的，就跟个酱茄子似的。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正在一边抽烟，一边喝大酒，吆五喝六的，很是热烈。队长坐在炕沿边上，见我来了，赶紧往里边挪了挪，让我坐在他原来的那个位置，又叫他媳妇给我拿了一个杯子、一只碗和一双筷子。我一看这架势，是让我喝酒呀。但是心里却还是在嘀咕：啥事儿呀，把我叫来喝酒？这几个人是哪儿来的，干什么的？
队长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姓王，是大学教授，哈尔滨来的；这位呢，姓李，也是哈尔滨来的教授。他俩都是研究社会上的那些事儿的，” 这两个教授对我点了点头，随后又和我握了一下手。队长又给我介绍了另外三个人：“这位姓×，是省里研究所的；这位姓×，是咱们市里民委的；这位姓×，是咱区里的。他仨人都是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 出于礼貌，我挨着个地和这三个人握了握手，但心里还是一片茫然，不知道队长让我到这场合到底为的是啥。
队长给我倒了一杯酒，示意我先吃几口菜，然后对我说：“你可能还‘傻的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吧？咱屯子出名了。这不，省里、市里都来人了。” 我说：“啥事儿呀出名了，我咋没听说呢？” 队长说：“这几年上边不是总有什么宗教调查、民情普查啥的这些事儿嘛，查巴完了，人家不就得把情况啊啥的，特别是那些数字，都报上去嘛。可是咱屯子每次报的情况和数字都不一样，差的太多，都有点儿玄乎了，人家省里和市里，都没办法写材料汇报了，到底哪个是准确的，哪个是真的呀？另外，人家这两个教授还等着要出书呢。所以，今儿个，这几位领导深入到咱们屯子，就是想要准确地了解一下咱这儿住户的民族构成，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构成情况。咱现在先喝酒，喝透了再说；只有酒喝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晚上你和我一起，陪领导在这屯子里转一转，再去几户人家串个门，唠唠。”
这时，那个姓王的教授和我碰了一下杯，说：“我们是研究民族问题的，早就听说你们这儿是有名的少数民族屯，可是我们每次从你们这里要来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有时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个李教授也伸过手来和我碰了一下杯，说：“有的时候呢，你们这个屯子报的数字是百分之五十是少数民族，有的时候呢，你们报的是百分之九十是少数民族，还有的时候你们报的数字是汉族占了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百分之十。”
我说：“啊？我们屯子还有少数民族？谁是少数民族啊？我咋没听说呢？”队长赶紧抢过话题，说：“你个小青年（屯里人管我们这些知青叫做“青年”）刚来几天呀，知道个啥？难道说，还必须是像新疆人似的，长个大‘本儿勒头’（前额）、大尖鼻子、大嘴叉子，大眼珠子往两个坑里抠抠着，穿着大格子、大杠子、大花花衣服的才叫少数民族啊？就说那些老蒙古吧，还非得每天都穿个大皮靴子、大长袍子、腰里扎个大红布条子啊？来来来，喝酒，喝酒，边喝边唠。酒喝透了，这嗑也就唠透了，啥他妈的问题都解决了。”就这样，我们就又你来我往，热火朝天地开始互相拼酒了。通过这酒桌上的酒嗑，我才大致知道了一些情况。原来，我每天都接触，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开玩笑的这些屯子人，差不多的都是少数民族啊！
晚上八点来钟，地里的社员基本都收工回家了。我和队长一起，陪着酒桌上的这几个人（我们不知道应该管他们叫专家），先是绕着这个屯子的外围走了一圈，然后又前街、后街地溜达了一趟，还到场院、队部大院和打更、开会的屋子里看了看。据这几个人自己说：这“走了一圈”也好，“溜达了一趟”也罢，主要就是找一找感觉，了解一下这个少数民族屯的地理方位、村落构成、规模大小以及周围的地理特征、生态环境等情况。我看他们很认真，一边观察，一边向队长询问，一边拿小本子不停地做着记录；其中有一个人还拿着相机，咔嚓咔嚓的拍了许多照片。看看大约九点来钟了，估摸着社员们已经吃好饭，我们就在队长的引领下，打算去几户社员家走访。
我们去的第一户人家姓包，共有五口人：老头、老太太，儿子和媳妇，还有一个孙子。我们进屋时，他家刚收拾完饭桌，炕席上还残留着刚才吃饭时落啦的大酱汤子和苞米碴子粥的饭粒子啥的，黏的乎的，贼拉的“磨叽”。队长好像和他家不外，也不管那儿“嘎嗒”埋汰不埋汰的，连鞋都不脱，屁股往炕沿一搭，腰一扭，一个365°转身就扭到炕里有火墙的那个墙角里了，等于是给他家擦炕了；然后呢，就靠在那儿坐着，挺悠闲的样子，还不停地招呼我们：“来来来，别客气，炕上坐。”。
我们一看，咋坐呀？炕沿那儿几乎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要是没注意，一屁股坐上去，还不得弄的裤子后屁股那儿“湿了吧叉”的黏糊糊一片啊——知道的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几个刚才集体上茅房，不小心，一个“跐溜滑”坐到地上屎堆儿里了呢。所以，就都没坐，都在地上站着。老太太看出了门道，赶紧从她家孙子屁股那儿的“卡巴裆”里，掏出垫在肛门和小鸡鸡那儿的屎尿布，把炕边和炕沿那儿胡噜（划拉）了几下，就“来来来，坐坐坐”地扯我们坐下了。
他家儿媳妇倒是挺有“眼力见儿”的，看见队长眼睛盯着炕梢的烟笸竻”（烟筐），马上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了。于是赶紧拿了一杆大烟袋，叼在嘴里（看上去像是郭颂在《新货郎》那首歌里唱的‘汉白玉的烟袋嘴儿、乌米的杆儿’），麻利地往那铜锅子里填满蛤蟆烟叶，再用那只确黑的大拇手指头使劲儿按了几下，然后划了一根呼兰火柴，燎了几下，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看看那火星已经呼燎呼燎的了，就递给队长。队长也不客气，接过来就叼着抽起来了。他家的儿子认识我，我们有好几次在一起干过活。他问我：“小蔡，这几位客人都是抽‘洋烟儿’的吧，俺这儿有，蝶花牌的。那几个教授听了，赶紧说：“不客气，不客气，我们都不会抽烟。”这时队长才腾出空儿来，给老包家人介绍一下这几位客人，说明来意。
老包头不知道教授是个啥玩意儿，也不知道民委的是干啥的，但是哈尔滨是省城他倒是知道的，齐齐哈尔市里他也去过，还在街边子上的大车店里住过两夜呢，但是他一看这架势，就知道眼前的这几个客人都是城里的“领导”。一听这几个“领导”问他家是什么民族的，他看了看老太太，又看了看儿子、媳妇和孙子，说：“要问俺家是啥民族的？这嗑嘛，要是真的唠起来那可就长了……”队长赶紧说：“简单点儿，长话短说，长话短说。”“是呀，”他儿子也赶紧接过话说：“别像以前那几次似的，嘚嘚嘚的，“嘚古”（唠叨）起来没完没了，跟车轱辘似的，谁愿意听啊？”但是，我注意到，那两个教授倒是对这个老包头挺感兴趣的，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关系，随便讲，越详细越好。讲吧，我们就喜欢听车轱辘话，讲给我们听听。”
“要说俺家这民族吧，那可就他妈的逗乐子了，说起来挺多人可能都不信。俺家呢，你们别看就他妈的五口人，可是俺家这可着实是个民族大家庭啊。你们猜怎么着？俺家总共有五个民族，知道不？俺家五口人五个民族，每个人都是一个民族，人家都说俺家是民族大团结！”我一听，啊？还有这等事儿？就忍不住插话说：“那是不是就像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似的，一家三口人三个姓，原来都不是一家的，是后来凑合到一起去的？”“那不是的，那哪能呢？”老包头说：“俺这可是个实打实的正儿八经的一家人：老伴是俺明媒正娶的原配，儿子是俺俩亲生的，孙子也不是捡来的、要来的。其实，在俺这嘎嗒，一个家庭里有好几个民族、好几个姓那是很正常的，就拿俺家来说吧，俺姓包，老太太姓金，儿媳妇姓马。
这不很正常的吗？俺要说的是：俺是蒙族，老太太是朝鲜族；俺儿子是满族，媳妇是回族；孙子么，孙子是啥族还没定下来呢，以后再说，现在暂时就算他是汉族吧。这不，以前就有好几次，上边来人调查这事了，所以俺就编了个顺口溜，汇报起来方便，省得到时候俺还得左心思右心思的，有时一着急，还冷不丁想不起来了，忘了。俺这顺口溜是：‘要说俺家是啥民族？蒙族朝鲜族，加上一回一满族’。”我问：“那这不是只有四个民族吗，哪里是五个民族啊？”队长听了，在炕墙角那儿嘿嘿嘿地笑了，说：“你怎么听不明白呀，那不是还有一个孙子吗？暂时算是汉族，以后到底是啥民族还不知道呢，等他长大了以后再说。这样，加起来，他家不就是五个民族了吗？”
这时，那个姓李的教授问：“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的儿媳妇，你们都是这本屯子的坐地户吗？”“哪呢。”还没等老包头回答，老太太马上就抢过话茬，说：“俺家这老头子祖上是云南、贵州那边大山里的，不知是啥时候跑到山东了。后来俺家这老头子他爹就带着他闯关东，到内蒙海拉尔了，再后来呢，不知是咋回事儿，七弄八弄地跑到现在这地儿来了，还稀里糊涂地成了老蒙古了。”这时他儿子接话说：“那不是俺爷娶了个蒙古姑娘嘛。”“去边去！俺说话你老瞎搭啥茬？”这老太太不高兴了，继续说：“俺呢，是个朝鲜人，是咸境北道的，一九四一年，俺爸和俺妈叫日本鬼子抓劳工，给弄到齐齐哈尔北边的查哈阳那嘎嗒了，当开拓团的，开荒种地。
日本鬼子战败跑了以后，剩下俺们这帮女的没人管，逃亡的逃亡，病死的病死，还有挺多饿死的。我妈带着我，还有一大帮日本女的，就一路往南跑，不知咋的就跑到现在这地儿了。当时俺们叫一帮胡子给抓住了，他们恨日本鬼子，就挖了一个大坑，把俺们都推进去，要活埋了。俺们就哭啊叫的，往上爬。这时，有一个土匪说：‘咱们弟兄都是光棍，没女人，干脆就一人一个，领回家去当老婆算了；都把她们活埋了，这不是浪费吗，都整白瞎了；剩下的就给这儿的老百姓，咱也做点善事儿’。就这么地，那些土匪，就拿个棍子在俺们身上扒拉来扒拉去的，先挑长的好看的，年轻的，看中谁了，就把绳子的一头儿扔给她，让她拽着绳子上来了。
土匪挑完了，前脚刚走，后脚俺家这老头子他们那些当地的光棍就一窝蜂地来了，一个个嘴里淌着哈喇子，眼睁睁地盯着俺们看，然后就开抢了。俺家这个死老头子下手快，拎起地上的一个二齿钩子，一家伙就钩住我的腰带，那个准称，一个腚墩坐到地上就把俺拉上来，扯着就领他家去了。就这样，俺连他姓啥叫啥，是干啥的都不知道，就成了他媳妇了。俺妈虽然年纪大，那也没剩下，不知叫啥人给领走了，也不知哪儿去了，到现在都没个信儿。那年俺二十五岁，这老头子三十岁。这里的人一直都认为俺是日本人，就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发现俺是朝鲜人。
老太太刚说到这儿，他家的儿媳妇也开始搭话了。她用一口东北口音说：“俺也不用麻烦老爷子和老太太费口舌了，俺就自个儿介绍一下吧。俺是宁夏银川贺兰山那嘎嗒的。那地儿风沙大，十年九旱，地里不长庄稼。那儿的人穷，俺家更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冬天都是两个人盖一个棉被。后来，俺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齐齐哈尔梅里斯上班，他有时候下乡工作，经常到这儿来，就认识俺家小包了。
后来，他就把俺介绍给小包当媳妇了。来了后，俺觉得这嘎嗒挺好，粮食够吃，穿衣服也不成问题，就是生活习惯有点不一样。不过现在也没啥了，猪肉俺照样吃，啥都不忌口。要是不仔细瞧俺这长的白白的皮肤，大眼睛，咱自己不说，说都不知道俺是回民。村里和公社有时搞人口情况调查，问俺是啥族，俺有的时候说是回族，有的时候说是汉族。反正俺想说是啥族就说是啥族，他们也不管那么多，就是在表格上记一下就得了，没人细问。时间长了，俺都忘了俺是回族了。”
“那么，有一件事情我可就不明白了。”市民委的那个人问小包：“现在你爸到底是不是蒙族还不清楚，但是，不管他是蒙族还是汉族，你也不应该是别的民族啊，怎么你倒成了满族了呢？”小包回答说：“俺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呀。就是到公社上初中那年，学校给俺填写的登记表里就是写的满族，后来派出所的户口登记里也是写的满族，俺也没想起来改。心想，改那玩意儿干啥，有啥用啊，怪麻烦的，也不当饭吃。愿啥族就啥族吧，啥族能咋的，咋的还不是在乡下翻土坷垃种地呢！所以呢，俺就是满族了……”
从老包家出来，我们又去了老鄂家。听队长说，老鄂家是“西巴族”。这不由得使我们几个人都目瞪口呆。咱先不说哈尔滨来的两个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的那个人，也不说齐齐哈尔来的市民委的和区里的那两个人——人家都是搞社会学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就是我这个小小的知青，中学毕业生，都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西巴族”这个民族啊。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在常识课里学过：我们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记得因为当时年纪小，很好奇，我还从一张地上捡来的废旧报纸上抄了一个顺口溜，然后就坐在我家院子墙角那儿的地上，饶有兴趣地背起来了：“汉藏蒙回维壮基，满朝赫京纳苗彝。乌土独家傈佤景，白水高门侗傣尼。拉柯仫达羌布怒，保德仡畲锡普吉。
东阿依俄塔鄂裕，毛萨伦撒珞瑶黎。”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听说过什么“西巴族”啊，莫不是……后来，还是那个姓李的教授反应过来了，他说：“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西巴族’，应该是‘锡伯族’吧？”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就都明白了：老鄂家是锡伯族人。“不过，”姓李的那个教授又说：“一般来说，达族（达斡尔族）的人姓鄂的比较多，还有挺多姓何的呀，姓多的呀，姓郭的呀等等。而锡伯族一般都姓‘瓜尔佳’、‘乌扎拉’、‘伊尔根觉罗’、‘叶赫那拉’等等八大姓，听起来有点像满族人的姓似的，但是没有姓鄂的。”队长说：“管他那么多呢，饿了也好，饱了也好，咱先去他家问问再说。”
我们刚一进屋，就见老鄂家地上有七、八个猪崽子，东窜西窜的到处乱跑，兹儿兹儿兹儿地叫。见来了客人了，它们就一窝蜂地涌上来，有的用舌头舔我们鞋面子，有的扯着我们裤脚往后拖。当着主人的面，我们不好踢它们，也不好说什么，只好随它们了；炕上有四、五个刚出生的小猫，正在争着抢着的舔舐老鄂家孙子拉稀拉到炕上的“粑粑”（粪便）；其中有一只小花猫，弄得嘴巴子上都是稀屎；可能是它感觉不太舒服吧，弓起腰，突然间浑身一抖，脑瓜猛地甩了好几下，竟把那稀屎汤子甩到队长的脸上和衣服大襟上。我看队长好像是不在乎，只是把迸到嘴唇上的那一个稀屎饭粒呸地一声往外一吐，用手在下巴上抹了一下，然后两手扑拉普拉衣服，就拉倒了，啥都没说——可能是他平时经常遇到这类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老鄂头见家里忽然来了好几个人，而且还是队长领着，不知是咋回事儿，有点一脸茫然。倒是他家的儿子“反应挺快”，赶紧客客气气地拿过来两个长条板凳让我们坐，然后说：“各位领导，你们放心，俺媳妇肚子里的孩子俺是肯定不会让她生下来的，俺前几天就给她舅舅家捎信儿了，让她舅舅赶马车把她给送回来。等她回来了，俺就领她到公社卫生院做人流，完了就做绝育。你们放心好了。”老鄂头和老伴一听儿子这样说，也赶忙跟着说：“是呀是呀，俺们也寻思好了，为了多生这么一个孩子，一天到晚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完了还得罚款，图希个啥呀。俺们不生了，俺们不生了，有这一个孙子就行了。”原来，老鄂家的人是把我们当成公社或区里搞计划生育的执法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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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说明了来意。老鄂头一听，马上就放松心情，拉开话匣子了。他说：“要说民族嘛，总是统计这玩意有啥用啊？就拿俺来说吧，有人说俺是达族，有人说俺是西巴族，也有人说俺是汉族。西巴族也好，达族也好，汉族也好，不管说俺是啥族，俺都是这个玩意儿，面朝黑土背朝天，种地的，又没啥待遇，能咋地？所以说，你们说俺是啥族俺就是啥族，啥族都行。”市民委的那个人问队长：“公社民政和派出所登记的他是啥民族？”队长说：“汉族。他家这几口人登记的都是汉族。但是俺们都知道这老鄂头他是“西巴族；还有，他家的这个老伴是从呼伦贝尔的根河那边跑来的，听说是什么鄂温克族。”市民委的人说：“怪不得的呢，他家的民族成分问题也挺复杂的呀。哎，可惜的是，按国家少数民族政策，锡伯族也好，达族也好，鄂温克族也好，都是可以生二胎的。但是这老头一家人都是登记的汉族，那就没办法了”
老鄂头的儿子一听，马上就来了精神头，说：“那……把俺爸、俺妈和俺的民族都改一下：把俺爸的民族改成西巴族或者达族，把俺妈的民族改成鄂温克族；把俺的民族么，要么改成西巴族，要么改成达族，要么改成鄂温克族，你们看行不行？”队长在一旁马上说：“你可拉倒吧，这政府是你家开的，你想改什么族就改什么族？”市民委的那个人说：“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哪里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说改就改，又不是嘴上汇气。”
老鄂头的老伴挨着个儿的扫视了我们一眼，神秘兮兮地说：“其实吧，以前俺们谁都没理会儿俺家是啥族，谁把这当回事儿呀？公社民政的和派出所的来登记的时候，问俺是啥族，俺就随口说是汉族，为的是免得这里的人把俺看成是外来人，欺负俺。当时，民政的和派出所的还仔细的端详了俺一番，弄得俺挺不好意思的，心想：就算是俺长的好看点吧，也不能这样盯着俺的脸看那。当时那几个人还私下嘀咕：这老娘们长的“锛勒头瓦块”的小眼睛，大颧骨，不像是咱这儿的汉族。哎，行啊，就这么地吧。可是，这几年整的巴哈，换常（有时）就有人来俺家问俺家是啥民族的，俺才警觉这事儿了。其实俺家老头子吧……”
“不用你在这嘎嗒瞎嘞嘞。俺的事儿俺自己说。”老鄂头不满意他老伴的话了，抢过话茬，说：“最启早的时候吧，俺是新疆塔城那嘎嗒的，那儿有那么一绺子人都是鞑子（达斡尔族），但是俺家是不是鞑子俺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俺还小。俺是刚刚四、五岁的时候，就随俺爸，跟一帮人一起跑到齐齐哈尔这一带来了。俺们先是到了雅尔赛。到了雅尔赛没多长时间，俺爸就得病死了，是一个姓鄂的达族人收留了俺，俺就姓鄂了。没呆两年，这个姓鄂的又带俺去讷河那一带了，把俺送给了一个西巴族的光棍汉。又过了几年，那光棍汉也死了，俺也长大了，就转来转去的又回到雅尔赛这地方来了，后来就到这屯子，娶了俺老伴，过到现在。照你们说，俺是啥族呢？”市民委的那个人说：“这问题就不好说了。”
这时候已经是大约半夜十二点来钟了，我和队长把五位客人送到大队部安顿好，就各自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市里和区里的两个领导分配给队长一个任务：把这屯子人员的民族成分等情况再大致地做个调查了解，写个初步的材料给他们。队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却一转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说是让我“完全负责”。我也不好说别的，只能是硬着头皮答应了。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多少有了一些眉目，然后我就用了大概是两天的时间，汇集整理了一个粗线条的材料，报上去了。其实，仅就数字和占比而言，那是比较枯燥烦人的，我不感兴趣，现在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对这里的所谓的多民族“融合”情况，我倒是蛮感兴趣的，也算是开了眼界，直到现在仍有记忆：
我插队的这个屯子，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表面上的数据来看，虽说汉民族居多，但少数民族的人也不少。我现在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这少数民族至少有六个：有达斡尔族的，有蒙古族的，有满族的，有锡伯族的，等等；其它的嘛，还“稀巴棱镫”（稀少）的有几个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也有朝鲜族的。但是实际上，这屯里所有民族的人，没一个是纯种的——按当地人的话说：都是他妈的“二串子”、“三串子”、“四串子”，有的还可能是“五串子”、“六串子”。
什么叫“串子”？“串子”是什么？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城里养狗的人挺多，我们在街道上或小区里时而会见到有人牵着一条平时很少见、人们难以辨别其品种的狗狗。也偶尔会听到到旁边有人好奇地问：“这狗狗是什么品种的啊？”狗狗的主人就说：“串儿。”那人又问：“什么串儿呀？”狗狗的主人就会说，是什么什么狗跟什什么狗的串儿，比如，是比熊和泰迪的串儿，或拉布拉多和金毛的串儿等等。这里所说的串儿，就是杂交的或混血的意思。说句好听的话叫“混血”，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叫“杂种”。所以，要讲民族血统，我们这屯子的人基本都是“混血儿”。
这话要是从当地人的口里说出来，那是更叫一个绝：“这儿的人，他奶奶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他妈的杂种！”可笑的是，这屯子里的男女老少，只要是开口骂人，就动不动“你个狗杂种，你个杂种操的！”孰不知，他自己也是杂种。但话又说回来，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把自己和其他人都看做是汉族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汉族人。这也难怪，这里的人，从长相上看，都是汉族人的模样；而且，大家在语言、穿着、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式等方面，几乎没什么大的差别——总之，少数民族的特征，从大的方面来讲，都已基本消失，无关紧要的方面还少量存在。比如，冒烟的满族大烟囱、手里拎着的大烟袋、看护小孩子的“悠车”、鲜族的大裤裆、吃辣白菜、把馒头叫饽饽，把昨天叫“夜个儿”等等。
说这屯子的人都是“杂种”，虽然很难听，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血液，生物学上的，就像是杂交玉米，杂交水稻，杂交马、牛、羊、猪、鸡等等，道理是一样的。这里的人，没有什么民族界限，世代通婚，当然就是杂交了。他们的后代，一辈辈传下来就是混血加上混血再加上混血，成了真正的“多民族融合”——从血液、生物学上看，很难分清谁是什么族。二是从性格上来讲，这里的人一般都是兼具多种民族性格的。就汉族人来说，有的人兼具蒙古族人的性格；有的兼具达斡尔族人的性格；有的兼具满族人的性格，有的兼具××××族人的性格；有的汉族人，同时兼具两、三个，三、四个，甚至五、六个民族的性格。对那些少数民族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每个少数民族的人都同时兼具一、两个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其他民族的性格——说来说去，大家都成了一个民族的人了。
都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但是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也没那个必要：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知道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民族，也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些；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们也没宗教信仰；大家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存在什么尊重对方或其他人宗教信仰的问题了。如果，非得要在石头里面扒拉出鸡蛋来，那么，只能说是有几个人——“个八’的老太婆子，信萨满的，一旦生了什么大病久治不愈，就会请一、两个跳大神的，戴着恐怖的鬼神面具，身穿飘荡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大布条子的怪异服装，手里拎着个破锣，嘴里念念有词地嘟囔着别人谁也听不懂的话或”“咒语，装神扮鬼的。仪式完了之后，把妖魔驱跑了，送给大神几个小钱或一些好东西，也就拉倒了。
至于所谓的生活习惯嘛，大家都是同样的，没什么本质上的和大的明显的差别，只不过是具体方面因人而异有点不一样而已。比如，有人喜欢早起，有人喜欢晚起；有人喜欢吃粘干粮，有人喜欢吃不粘的食物；有人喜欢把烟叶卷起来抽，有人喜欢抽大烟袋；有人喜欢吃牛羊肉狗肉，有人喜欢吃猪肉和鸡鸭鱼肉等等。实际上这只是个别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习惯不同，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民族间的差异。所以，说来说去，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大家都是一个民族，往大了叫，都是中华民族，往小了一点叫，都是汉族，再往更小了一点叫，都是这个屯子的“本屯族”（这是我给起的族名，法律上不生效）。
虽然如此，但是就某个具体人——个体而言，他的身上还是贴有一个“民族标签”的。如果上边来人统计人口、籍贯和民族时，那你还是要说出自己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不能说自己没民族，或者哪个民族的都不是。你到底是哪个民族的，是汉族，还是满族，还是其他的什么民族？你必须说出个准确的确定的名称出来；你说你没民族，或者哪个民族的都不是，那不行。凡是“遇到过点儿事情”的人都知道：涉及到当兵上学入党入团或者被抓去教养判刑和收容审查等等，登记表里 都有“民族”这一项。但，你到底是属于哪个民族，基本上是由你自己做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有的人一生当中曾经当过四个民族的人；但最后归根结底，我插队的这个屯子，从户籍统计的民族成分上看，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屯，少数民族占了一多半。
写到这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一个可笑的事情：就在哈尔滨来的那两个教授和市里、区里来的那三个领导走了以后的一个多月，我正在知青点喂猪，队长来了，叫我和他一起去一个叫佟占山的人家，说是要问问他家那个二小子的民族成分到底是啥，想的咋样了，定下来没有？别老“秃噜返账”的。原来，佟占山家的这个二小子今年十八岁了，到了可以参军的年龄。佟占山说他家在区里人武部有人，而且是实在亲戚，可以把他弄去当兵，混个几年，再想办法入个党，提个干啥的，就能转业到城里工作了；就算是运气不好，没能入党、提干，退伍后也可以安排在公社找个事情干。
有意思的是，他家这二小子从生下来就一直没报过户口，属于“黑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先把他的户口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说别的。可是，当他到公社派出所报户口时，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填表时，他的“民族”成分一栏没法填写，而这一栏又不能是空白的。由于他不知道自己是啥民族，所以就回来问他爸他妈。他爸他妈也不知道他到底应该是啥民族——当爸妈的可是从来就没想过这等事情。
所以，他就找队长问。队长一寻思，心想：“对呀，这小子已经到了报民族成分的岁数了，他不找俺，俺也得找他；不然，要是过了一阵子，这社会上一旦涉及到他啥乱七八糟的事情，俺这当队长的连他是啥族的都不清楚，那也太说不过去了。”于是就对他说：“你报啥民族都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想好了，告诉俺一声，俺就给你出个证明。”可是这都三、四天过去了，队长也没听到个信儿，所以就决定自己亲自去老佟家问一问，看看他家那个二小子到底咋回事儿？俗话说，活人还能叫尿给憋死？就这点小事都弄不明白，还他妈的要去当兵呢！
到了老佟家，听队长和他们一聊，我才知道：原来，这佟占山是个满族，他老婆是蒙族；但是不知是咋搞的，佟占山他爸和他妈，一个是汉族，一个不知道是啥族。因为佟占山他妈是俄罗斯人修中东铁路时留在这里的“老毛子”的后代，但不是纯种的，是个“三毛子”——佟占山他妈的爷爷是个俄罗斯人，娶了个日本女的，生了个儿子；这儿子长大结婚，娶了个中国人，是蒙族；后来又生了佟占山他妈。
所以，佟占山她妈也就成了蒙族了（她自己选择的）。但是，关于佟占山的民族，要么是随他爸，是汉族，要么随他妈，是蒙族。但是前几年户口普查时，公社抽调来帮忙的小姑娘，阴差阳错的把他给写成是满族的了，最近两年才发现是写错了，但是他也没拿这当回事儿。按他自己的话说：“什么他妈的汉族、满族的，有啥差别？两个萝卜炒菜，一个萝卜味儿。”所以，这佟占山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了从汉族到满族的自然转换。但是他，包括他老婆，都没想到，如今这个民族成分问题，反倒让他儿子为难了。
队长问老佟家的二小子：“快点儿，别‘磨逼蹭屌’的，有啥可难办的？两个民族供你选，要么选你爸的民族——满族；要么选*的民族蒙族。”老佟家二小子卡么卡么眼睛，说：“俺不想要这两个民族。”“只能是这两个呀，你还想要什么民族呀？难道你还他妈的想要一个什么藏族或者维吾尔族啊？”队长有点儿生气了，说。老佟家二小子嘴里嘟囔着：“俺是想啊，能不能这样：俺就选俺奶奶的爷爷的民族吧，弄个俄罗斯族；要么，弄个俺奶奶的奶奶的民族，弄个日本族，看看行不行？”这时佟占山的老婆发话了：“哎呀我的儿子呀，亏你想的出，你弄那两个外国族干啥呀，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了是咋的？”老佟家二小子说：“俺这不是寻思着，这两个民族少见，稀奇点儿嘛。”
队长在旁边一听，简直就要气炸了肺，说：“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啊？这不简直是在开玩笑呢嘛，耍俺玩呢是咋的？”佟占山在一旁也赶紧说“老二呀，来正经的。你要是真的弄了个俄罗斯族或者日本族了啥的，那人家还能让你去当兵了吗？”队长冲着老佟家二小子说：“就你这个熊逼屌样的，还要当兵呢，你当个屁吧。”然后转身对我说：“明个儿你到我那儿给他开个介绍信，让他自己去公社登记一下，就说他是汉族。这事儿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我看了看佟占山和他老婆一眼，对队长说：“那……佟叔和佟婶他俩不一个是满族，一个是蒙族吗？”队长说：“什么满族啊蒙族的，都是串来串去的，鬼才知道他们是啥民族。”说完，噔噔噔地就走了。第二天，我到队长家，给老佟家那二小子开了个“经调查属实：该人系汉族”的介绍信，送到老佟家去了。
这类事儿，我后来又遇到了几次，说来都是挺可笑的：有一个小孩，十五岁，到公社去读初中了。老师让他填写学生登记表，但是“民族”那一栏里他不知道怎么填，急的直挠脑瓜门子，由于思想太集中，哈喇子都流出来，拉剌到登记表上，把纸都湿破了：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是啥民族。老师说：“那你这一栏就先空着吧，等放学回家后问问你爸*，弄明白了，让他们拿张纸条给你写上，明天带给我。”老师的话，学生一般都是很当回事的，这小孩回家后，刚一迈进门槛子，就问他爸他妈咱家是啥民族啊？他爸他妈先是一愣，待知道了情况后，说：“这事儿还得去问问队长，你到底应该算是啥民族。”于是他们就去问队长，可是队长正要到区里去开会三天，没功夫搭理他家孩子的事儿，于是就把这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全权处理。
到了这小孩子他家，经询问得知：小孩子他爸这头呢，爷爷是满族，奶奶是达族，他爸是达族；他妈这头呢，姥爷是蒙族，姥姥是汉族，他妈是汉族。如果公事公办，按政策规定，这小孩子可以自己选择他爸的“达族”或他妈的“汉族”；但是若按这个屯子里的习惯做法，他可以稀里糊涂地从上述四个民族中随便选一个，没那么认真的，也没有任何上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其予以把关和纠正。所以，我也是入乡随俗，照着耳濡目染从队长那里学来的套路，让这小孩子从“达”、“汉”、“满”、“蒙”四个“民族”里任选一个。结果，在他爸妈的掺和下，这小孩子颠三倒四的，一会儿选择达族，一会儿选择汉族，一会儿选择满族，一会儿又选择蒙族了，而且还像勒勒车的车轱辘转圈似的，没完没了，简直把这当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一时难以定夺。
看这情况，我实在是有点不耐烦了，就随手从裤兜里掏出了三个硬币：一个一分钱的，一个二分钱的，一个五分钱的。我对那小孩儿说：“来，咱就让老天爷决定你是啥民族吧。这个一分钱呢，正面是达族，背面是汉族；这个二分钱呢，正面是满族，背面是蒙族。你先把这个一分钱放在你的两个手的手心，晃荡晃荡，往炕上扔一下，看看是啥？再用同样的办法，把这个二分钱晃荡晃荡扔到炕上，看看是啥？”他爸赶紧插话说：“那这个五分钱干啥呀？”我说：“这个你就别管了，到时候听我的。”于是，这小孩子就照我说的做了。结果，那个一分钱落到炕上，我们大家一看，是正面，达族；这二分钱，不知是咋回事儿，卡啦一声落到炕沿上，然后就骨碌到地上不知哪儿去了。
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找，有的蹲着，有的弯腰，有的干脆就趴在地上搜索，后来总算是被那小孩子他妈在炕沿底下趴着睡觉的那个大公猪肚皮底下找到了。由于当时她没注意到这二分钱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所以只好让那小孩子又照前重做了一遍。大家一看，呵，也是正面，满族。于是我就让那个小孩子把那个五分钱放在一个他爸喝酒的小酒盅里晃。我告诉他：“正面是汉族，背面是蒙族。”滑稽的是，那小孩儿把五分钱放到小酒盅里后，用一只手捂着，晃起来就不停下，没个完没个了的了，好像是老天爷就此要决定他今生今世的重大命运，他必须是慎重慎重再慎重似的。
我见状赶紧让他停下来，撒手，把那五分钱从酒盅里倒出来。结果，那五分钱掉出来后，在炕上蹦跶了几下，又骨碌到炕头那儿，像是个从小孩儿童玩具上掉下来的自行车轱辘似的，围着一个“嘎拉哈”（羊骨头）绕了几圈，才很不情愿地停下来了。大家全都伸脖一看，呵，是背面！——从此，这小孩子就是蒙古族人了。我说：“行了，你们家人都看清楚了吧？蒙族，就这样定了啊，不能反悔。”然后，我从裤兜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撕下一页，在那上面郑重地写上：“蒙古族”，递给了那小孩儿……
2023年4月26日于山东龙口家中
蔡克举，原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现居浙江省湖州市。一九七五年五月赴齐齐哈尔市郊区插队落户，一九七八年五月返城。先后从事教师、公安、纪检、文化广电等工作。现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