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是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代表作《气象学》《物候学》久负盛名，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就的《中国近五千年前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被谭其骧称为“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民国时期，他出任过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行政岗位上同样卓有建树。
如果要找个有关竺可桢一生的“关键词”，应该是读书。
竺可桢一生酷爱学习。两岁开始认字，三四岁即能背唐诗，认识两千多个汉字。五岁入私塾，能念《声律启蒙》，还能背《三字经》《四书》《五经》等等。竺可桢小时候家里经常出现的一幅图画是：同龄孩子在院里玩耍，他总在房里读书。母亲担心他的身体，一度采取陪读的方式，到了她认为该休息的时候，就督促竺可桢放下书本。但竺可桢总有办法躲过母亲的监管，争取更多的阅读时间。竺可桢对阅读的兴趣至老不渝。五十多岁的时候，还专门请了一位俄国家庭教师，每天坚持用4至6小时，认真阅读俄文、英文、德文书，为日后跟苏联和欧洲国家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竺可桢不仅好读，还特别会读。
王志毅一篇文章详细谈到了竺可桢的阅读。他的读书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专业书刊。他长期跟读综合性科学刊物，如《科学》《自然》等，希望获得自己研究学科的前沿知识。抗战时期，身在贵州的竺可桢读不到这些刊物，他便利用去重庆开会的机会，到美国新闻处借阅新进的科学与知识分子类杂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能够读到外国刊物的地方很少，年届80的竺可桢患神经性耳聋，行动极为不便，他克服种种困难，经常去朝阳门外的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中关村图书馆，阅读最新文献。1967年3月，《科学美国人》上曾有一篇外国人写的《中国的技术》一文，批评中国的状况尚停留在日本的15年前，竺可桢作了详尽的笔记，并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的论断未必正确，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中国尖端，但批评得对，我们也要注意。”
竺可桢还非常关注其他自然科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知识。1970年7月，他阅读了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这是一本跟物理相关性极强的书籍。1945年4月，他用心阅读了丹皮尔的新版《科学史》，并做了详细笔记。1951年2月，他又阅读了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对其中的天文史部分作了评论。1960年1月，他收到李约瑟寄赠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随后详细阅读了这部书，评论道：李约瑟阅书之渊博无与伦比，涉及的有些作品，“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同时，他也记录了李著里一些引用和理解上的错误。
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竺可桢也非常关注人文社科类书籍。比如他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弗雷泽的《旧约全书中的民间传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中亚边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徐訏的《风萧萧》。
竺可桢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气象学前沿科技成果的追踪。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气象学跟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文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精研专业的同时，也将目光投注到与专业相邻的知识上，希望以此促进自己专业上的精进，用知识的广度求知识的深度和创造度。
从竺可桢的阅读中，我们可看到一个人的毅力，更可看到一个人的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