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位是孙甘露，1959年7月10日出生于中国上海。他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作家。代表作有《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时间玩偶》《信使之函》等。
孙甘露的语言很美，甚至多年以后，80后青春偶像派作家郭敬明都受他不小影响。著名作家王朔就曾高度评价过孙甘露的小说语言：
“他的书面语最精粹，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不过也有评论家认为，孙甘露除了语言外，内容并不好，“他使写作变成一次‘反小说’的修辞游戏，他的故事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结果，叙事不过是一次语词放任自流的自律反应过程而已”。
不过他此次的获奖作品却很有内容。他的《千里江山图》是一部谍战小说。在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中，之前也曾有一部谍战小说获奖，就是麦家的《暗算》。
《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设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描写了上海特别行动小组在实施“千里江山图计划”时，克服各种困难危险，终于把中央机关成功转移到瑞金的故事。该小说原汁原味地还原历史氛围，故事情节铺陈奇崛，并夹杂了复杂的世态人情。这也是孙甘露走出先锋而回归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成果。
相比之前麦家的《暗算》，孙甘露的谍战显然没有麦家的谍战情节那么曲折生动，惊心动魄，但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对人性的透视方面，孙甘露显然更具魅力。茅奖颁奖词：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理想和英雄的风雅颂。革命者以信仰、纯真和勇气高举起冲破黑暗的火炬。对城市空间的凝视和摹写，寄寓着对江山与人民的挚爱和忠诚。叙事明暗交错、光影流转，节奏急管繁弦，在静与动的辩证中保持着沉思与抒情的舒朗开阔，为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传统展开了新的艺术向度。
由于之前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格非、苏童和李洱等都已获得过茅奖，加上这次孙甘露的折桂，可以说中国的先锋小说这个流派已经修成了正果。
第五位获奖的是东西。这个名字比较奇怪，不过只是笔名，东西本名田代琳，广西天峨人，1966年4月出生。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你不知道她有多美》等。
东西也拿到过包括鲁奖在内的国内各种文学奖，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曾如此评价他：“东西是一个写到东必定写到西、写到西必定是看着东的小说家。”证明东西的写作很有广度。
他本次获奖的小说《回响》似乎是一部侦破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冉咚咚在侦破凶*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私自开房的线索，于是，她既要侦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的谜团。茅奖颁奖词：
东西的《回响》，以富于认识和表现能力的艺术形式，探索当代城市生活的精神状况。在社会与家庭双线并进的结构中，抽丝剥茧，洞幽烛微，呈露和整理人心与人性的复杂缠绕。现实与心理、幻觉与真相、困顿与救赎，冲突的对话构成灵魂的戏剧，有力地求证和确认我们生活的基石：真实、理解、爱和正义。
以上五位作家的五部作品，都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优秀之作，可以反映出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状态和水准，当然也充分体现了茅奖的分量。之所以本届茅奖受冷落，没有被广泛关注，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第一，受目前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多文学爱好者不得不放下书本，为生活而奔波，为生存而努力，读书这种“闲事”能放下先放下，先去挣钱养家糊口了。
其次是，受网络的冲击，许多读者都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上网，比如网上聊天、玩游戏、刷淘宝、刷抖音等，真正看书的少了。当然，这也是时代之大趋势，既然网络这么发达，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在书本上纠结。
不过，文学做为人类的精神食粮，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愿大家在忙碌的同时还是关注一下文学，关注一下茅奖吧。事实上，茅奖并没有没落，相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茅奖至少有4点还是很高明的，甚至是诺奖所不及的。
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规则是比较严格的，首先必须是长篇小说，而且必须在13万字以上，并非是弄篇千把字的小文章或者几十个字的一首精致的小诗就能混过去的。作品不仅要有质量，而且要有分量。你就是写得再好，即便文章达到苏轼水平，诗歌能跟李白相比，但你弄个“床前明月光”之类的小玩意想拿到茅奖的50万奖金也是万万不行的。这叫门槛，高品位的奖项必须有门槛。
反观诺奖，就没有这个门槛，其获奖的作品可以是诗歌、散文等，甚至是写歌词。比如2016年诺奖得主美国人鲍勃·迪伦，他虽然也号称作家，但他首先是位歌手，是个词曲创作人，主要是写歌词的。像他这种所谓文学创作者在中国肯定上不了台面，根本拿不了奖，别说茅奖，任何一种文学奖都不可能拿到。当然，他来中国弄个音乐奖恐怕是没问题的。
第二是宁缺毋滥。茅奖四年一评，每届3到5部作品获奖，必须达到一定水准，不能凑数。比如第二届茅奖，仅有三部作品获奖，即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和刘心武的《钟鼓楼》；第四届、第五届和第七届也都是只有4个人的4部作品获奖，不是说非得凑够5个人获奖不可。
再看诺奖，是一年一届，每年必评奖一次，“宁滥无缺”，似乎不把这点奖金发出去就不甘心似的，太过程式化，走路数，不够科学。
第三是内容的广度上，茅奖显然比较高明。比如，茅奖居然可以授予描写谍战的作品。这在诺奖是不可能的。只在乎内容，不在乎题材，这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
第四，也是最重要一点是，茅奖是以作品论，而不是以作家论的。也就是说，获奖是靠作品说话，而不是看哪个作家的名气有多大。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在前面的叙述中都是说某作家的某部作品获奖，那部小说写了什么，而不是单论那个作者如何如何牛。
这是茅奖最高明的地方。因为你若太在乎作家的名气，就会忽略他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实力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而不是其他。比如，某作家有什么历史地位，或者有多高的职称和级别，甚至是行政职务，当了作协或者文联的领导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评奖的结果。而你把“人”的因素降到最低，拿作品来评选，才能真正评出优秀的东西，才能让读者读到最好的作品，也能真正起到鼓励新人创作的作用。
也正是如此，茅奖才会出现很年轻的作家获奖，比如阿来，获得茅奖时才41岁，而他的获奖作品《尘埃落定》完成时才35岁；还有上届茅奖得主徐则臣，获奖时也只有41岁。
反观诺奖，是论人不论作品。反正每年评选一次，有一个人获奖就可以了。这样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看这个作家的名气。其实，诺贝尔在其遗嘱里也强调，获得文学奖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求获奖者要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要为文学作出突出贡献，而这些贡献具体指什么？实在不好把握，评委会往往就看作家的知名度了。
尽管作家的名气大多是靠作品积攒的，但往往会出现意外的情况发生。比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尽管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民抵抗德国纳粹的入侵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一个政治人物获得文学奖是不是有点不靠谱？难道那一年（1953年）没有更优秀的作家比丘吉尔文学水平更高吗？显然不是，因此那届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缩水的。
而改变了世界文学轨道，影响了世界无数作家，被誉为世界现代派文学鼻祖的卡夫卡，却并没有获得过诺奖。为何？恐怕也与诺奖重人气而不重作品有关。因为卡夫卡只活了41岁，其短短的一生没有积累到足够的名气。
如此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一个作家的“终身成就奖”。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诺奖这种现象特别严重。每届的获奖作家大多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头，似乎只有这些一大把年纪的老头（或者老太太）才有资格用一生的名气积攒成一个大奖。而如此做法的尴尬是，一个诺奖得主甚至拿不出什么特别厉害的作品，更难对年轻作家形成鼓励作用。
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茅奖也没有没落，只有摆正我们的心态，把茅奖做大做强，做到世界第一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文学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期待拥有数千年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再度辉煌于世！
（文/说历史的女人·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