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乏有草根出生的平民皇帝，比如刘邦、刘秀、朱元璋等人物，以开国之君的身份名存青史。但是，很少有出身寒微而又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佼佼者。
张居正以平民之身，通过秀才、举人、进士，一步步入阁并成为首辅大臣，协助幼小的万历皇帝把衰败没落的明王朝挽救于危局之中。张居正的赫赫功绩，使他与商鞅和王安石，一同并列为“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期间，正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当时不仅面临的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且是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和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
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从战国末期秦始皇一统天下算起，到明朝中后期时，已经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时间。期间，经过多少次的推翻和重建，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更迭。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专制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在朱元璋时连宰相制度都彻底废除了。充分反映出封建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标志着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奄奄一息，沉疴临危。
张居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也同时成就了自己传奇的人生。
张居正出身湖北的平民子弟，自幼就被十里八乡冠之以“神童”的美誉，十三岁时就能作出《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 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 直上劲头竿。
以上，体现出了他少年时代就确立的远大抱负和志向。16岁时，张居正张神童，成为大明朝最年轻的举人，从此开始了自己名存后世的人生经历。少年得志的张居正，在自己壮年时入阁，很快便崭露头角。《明通鉴》记载:
“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
成为首辅后，他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明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他过世后，受到万历皇帝的无情鞭挞，不仅抄家问罪，甚至连他的尸身都差点被万历开棺挫骨。这个结局与商鞅差不多，比王安石还要悲惨，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所有改革的通病。
具体到明朝时，已经是封建专制极度发展的时期。它的统治体制，造就了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着至高无上的独裁权。罢黜丞相后，内阁虽然名义上算是丞相制度的改良或延续，但实际权限几乎没有，已沦落为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所有奏章皆由皇帝决断或者由代表皇帝的太监拍板，越是大事，臣下越是只能面奏听旨。
明朝中期以后，朱家的皇帝们不上朝议事，已经成为惯例和传统。嘉靖皇帝，不思朝政，深居后宫，一心修道，三十年不上朝；隆庆皇帝，好色淫逸，毫无主张，凡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执，议而不决，短短六年就一命呜呼。
期间，内阁首辅走马灯似的更换，先是严嵩倒夏言，徐阶又倒严嵩，高拱再倒徐阶。最后，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走，几乎是一茬斗一茬。一个首辅倒下了，另一个首辅站起来了，接着会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内阁之中是派系分明，爱恶交攻，甚至于大打出手。想想都不可思议，一大帮饱读诗书的老头子，撸起袖子不是加油干，而是去茬架。
《明史》记载:
“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
除了政治上的混乱，财政上也是苟延残喘，尤其是土地兼并问题，已经成为大明朝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土地日益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成为无地无产者。而且，这帮皇亲国戚和大地主在兼并土地后，利用自己的特权瞒田逃税，国家的税收是越来越少。
例如，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拥有良田数万顷。而且，他无需向国家交税。《明史》记载:
“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
从嘉靖朝开始，明朝就进入了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中，直到王朝灭亡都没有缓解。引用《明史》数据，隆庆五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只有250 万两白银，而实际的支出达到400 万两以上，而且绝大部分都没有用在民生和军事上。其中，皇室的支出和耗费，比明朝建国初多出十倍以上，国穷财尽的程度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亡国亡朝的地步。
为了增加税收，明朝唯一的手段就是增加苛捐杂税和预收赋税。嘉靖时期，往往已经征收到了未来二十年后的税收。这种苛政之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被彻底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变得司空见惯。
当然，在张居正之前也有许多人试图改弦易辙，比如徐阶。他曾下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自己通宵达旦处理政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稳固军事。可惜，这种局部的修补，对时局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大，很快就在他被罢职后宣告结束。
轮到张居正时，他得益于万历皇帝年幼，得益于后宫太后和宦官集团的支持，开始立足于通过变法和改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居正凭借自己的强力手腕，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自上而下改革新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官制，培植改革势力张居正一改往日论资排辈的惯例，重视从中下层官员中选拔人才。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极力推崇“唯才是用”的选官制度，擢拔一大批的开明官员参与改革。
例如，他打破成规，大胆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担任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患疾的文笔小吏黄清为太仆卿。
这些选拔的官员，很快便从各个方面开始呼应张居正的改革，成为一股支持新政的中坚力量。
二、加强和完善监察制度明朝在罢黜丞相后，内阁以下权分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和礼部，而六部之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
表面看起来，可以进行相互的监督和制约。而实际上，各部的最高长官尚书是正二品官，而科的长官最高仅是七品官。明朝官制规定，这个七品官对二品尚书有封驳和纠劾的权力。这样，遇到矛盾时，比如嘉靖时期，那就乱套了。七品官利用自己的监察权，封驳了二品官的奏折或条陈，而皇帝大人又顾不上管，他正忙着修道。政局那叫一个乱啊！
张居正新政中，将监察权力收归内阁统领，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依制评定官员的勤惰和优劣，定期考勤和随事考核并用。
三、推行均赋役政策，缓解阶级矛盾明朝的赋税，主要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遣差役。所以，田地和户籍是国家财政和劳役的最主要来源。
随着土地被不断兼并，日益集中在了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员，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登基时，法定的征粮田地，比明初时已经减少了一半，人口户籍数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更严重的是，地主为了避税逃税，兼并农户的土地后，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发生了严重的赋税不均现象。
万历九年时，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他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役、均徭等等税种，统统合并为一种，统一按田亩核算并可折合成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可由富户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削弱了原先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小手工业者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法制在新政中的作用封建社会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从上层发起的改良运动，只有做到事权归一，才能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否则，这种改革就是一纸空文，毫无功效可言。
从嘉靖皇帝开始，法纪越来越废弛，如果不改变这种法治制度，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提出“尊主权”为当今急务。这个“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皇帝，他更多强调尊法制，以求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
张居正新政，是把改革的锋芒指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
五、重视民生稳固统治张居正在调整和改良旧有制度的同时，开始着眼于发展民生，恢复社会经济。例如，他把兴修水利作为一项新政的重要课题。
明朝之前，历来的治河治水方针，都只顾漕运，目的是为了给朝廷运粮、运兵。张居正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河水作用冲沙入海，起到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明史》记载，黄河两岸
“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
张居正的改革绝并非易事，因为他触动了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了顽固派的坚决抵制。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领域推向经济领域之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朝祖制，张居正需要为父守孝三年。
可是，他的新政正处在方兴未艾之时，各项政策刚开始推行，一但他离任，形势可能就此完全逆转。因此，张居正实在不愿辞官守孝，暗中指使万历皇帝提出“夺情”。
这下，顿时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张居正“亲死而不奔”是“禽彘”。张居正为了新政忍辱负重，侧目而答:
“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预示着身后隐伏的重重危机，这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人在政在，人亡政息”。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后，反对派开始向他以及他的新政发难。张家被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支持新政的官员，统统被削职罢官，甚至问罪下狱。张居正的改革，就此宣告终结，据《万历野获编》所记载: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数年，初见成效的张居正改革，却在一朝颠覆。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万历皇帝的态度转变在君主专制时代，皇权至高无上，张居正的新政之所以能够开展，与幼帝万历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逐渐对张居正的循规蹈矩和规劝戒律开始感到不满。皇权和相权，本就是一对相依相克的矛盾，权力过甚的张居正，自然遭到了皇帝的猜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