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

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后方，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1935年到1948年，*、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工作了13年，直接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广大军民一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延安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等。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和主要创立者，朱德对创立和践行延安精神作出了特殊贡献。

*是党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但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排斥打击下，几次被边缘化，中国革命也因此遭受重大波折。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因此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了延安。正当*领导党和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的时候，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从苏联回到延安，对*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王明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处候补*。

1937年12月，王明回来后受到隆重欢迎。前排居中王明，后排右一*。

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当时，苏联正面临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从东面向它进攻，为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之无法北进。但他认为中共力量微弱，必须依靠国民党，保持国共间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据此来指导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但又担心曾与国民党10年血战的中共*能否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临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分别接见了王明，王明自觉怀揣“尚方宝剑”，神采飞扬地回国来号令全党。他一回来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的。
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他批评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他还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战略方针应该“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总之，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不同意王明的指责，在三军会师后，*就与红军指挥员们多次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但出于对王明的尊重和维护团结的考虑，没有立即进行反驳，而是作了基本的辩论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滑到国民党方面去。”关于战略问题，*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和反驳。

但是，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许多与会者受到蒙骗。在十二月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他后来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我是孤立的。”

王明向*的挑战还突出表现在组织上。季米托洛夫曾在王明回国前明确告诉他：你回去要与中国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但王明完全没有理会季米托洛夫的话，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却致电*、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他。摆出一副有别于其他*、高高在上的神态。他在武汉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而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他极不尊重*。1938年2月9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他事先不征求*的同意，“用*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并致电中央*处说：“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没有)先征求泽东及*处审阅。”*《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央两次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但他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刊载。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地干扰了*的领导，而且使*在与他的斗争中处境困难。

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据康奶奶回忆，1940年中央要朱老总回延安，是为了支持*工作，协助他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时，朱老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表现在几个问题上,如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大堆统一等等。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相反,他对蒋介石看得起,把他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他也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朱德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与朱德在延安

1942年12月4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王明的个人野心指出：“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领袖,想当中国的列宁。但是,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恳地做一点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最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说。”

在朱德等人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斗争的同时,1938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任弼时于3月底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等，并在季米特洛夫等的询问下，介绍了王明回国以后的情况。共产国际在听取汇报后，对*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为首”。

中共中央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地深入批评了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此基础上,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深入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第一项便是确定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五人组成主席团,*为中央主席和主席团主席，从而巩固了*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保证了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