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

1938年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一切，使革命力量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30万红军到达陕北只剩25000人。只有从根本上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中国革命胜利才能有思想保证。

1942年，*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1942年5月2日,*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幕,朱德参加。*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内容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朱德也发了言。他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太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针对这种思想,朱德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重视,借用唐朝诗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发泄不满。朱德批评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还有些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他以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为例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朱总司令1926年在苏联亲笔填写的《旅莫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他在家庭地位一栏中写到：父已故、母存、妻存，女儿一个月，家庭人口四人。32至35岁职业：滇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月收入15200元，35至36岁职业：云南省警察厅长，月收入4800元。朱老总在入党前，名誉、地位、金钱、豪宅都有了。还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苦,朱德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朱德的这次讲话,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把整风运动再延长一年;同时,提出审查干部、肃清内奸的问题。开始时,审干肃反工作进行得还比较正常,但从七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很多被怀疑为“失足者”或“内奸分子”。这时,朱德亲自领导了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抢救运动”中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时,他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掌握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单位搞得轰轰烈烈跃跃欲试。军委机关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参谋名叫白天,曾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参谋长。有人怀疑他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批斗他。朱德派人了解了白天的全部历史,认为这种怀疑没有根据,不同意进行批斗。他指示高参室的*一定要好好掌握政策,不能乱来。这时,几个高参精神上压力很大,对写自传更是顾虑重重。朱德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向党交心。受到一部分人严重怀疑的那个白天,不仅思想负担很重,而且感到很委屈,写了三首诗贴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表示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特务。朱德看后,和了他三首诗,表示欢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信任关怀他,原有的顾虑和委屈情绪消除了大半,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别人看到朱总司令对白天采取这种态度,也不再提批判的事了。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

朱德在延安

朱德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一方面使广大干部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的危害，另一方面也使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得以顺利开展，促成了全党思想的空前统一，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践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抗战，就要奔赴前线，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搏斗。朱德正是在统帅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的殊死搏斗中践行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意志的，而延安精神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抗战中得到了升华。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抗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闭幕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向全军颁布了《改编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9月11日，八路军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

1937年9月6日，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由陕西泾阳云阳镇挥师东进，9月18日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朱老总就给部队规定了“三不争”：不与老百姓争粮吃、不与老百姓争房住和争水吃。由于八路军模范执行了纪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随即前往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八路军的游击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阎锡山对日军先取西北的大同，还是先取东北的平型关判断有误。他认为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一定会先取大同，并据此部署了大同会战计划。然而，从平绥路南下的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却由蔚县、广灵、涞源直驱平型关方向，打了阎锡山一个措手不及。情急之下，阎锡山向朱德求助。朱德抓住战机，立即与彭德怀电令林彪、聂荣臻部署平型关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胜利信心。接着，又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参加了忻口会战，从日军侧翼和后方，切断其交通线，迟滞、阻止日军二线部队调动增援和物资供应。129师陈锡联团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摧毁了忻口日军重要的空中支援力量，对前线支援的力度极大。忻口会战取得了歼敌近万人的重大胜利，创下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最高纪录。朱德在作战中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文章。这些文章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强大思想武器。

朱德与阎锡山

忻口会战后，第二战区所属部队划分为东、南、西三路军，朱德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除了指挥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外，阎锡山、卫立煌又拨出七个半师的国军归朱德指挥。朱德和彭德怀指挥这些部队积极与敌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山西在抗战初期成为国共合作的模范地区。从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朱老总回到延安时，八路军由最初的3个师约4万人发展到40多万人。

延安精神创立的时代，正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代，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朱德亲赴抗日前线指挥作战并取得巨大胜利，为延安精神注入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因，使延安精神根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沃土之中。

1940年以后，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出现物质、财政上的空前困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土地贫瘠,物产不足，要养活这么多老百姓、几万军队和干部、学生实在困难。1940年后，解放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而国民党胡宗南的23个师几十万大军天天对边区进行蚕食和挑衅，解放区的处境非常艰难。

为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和财政困难，早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他说，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在*的号召下，解放区从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朱德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和具体指导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