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官制图
分解图一
分解图二
分解图三
西周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是因袭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的。《尚书·立政》载有不少周初官名，可以使我们了解西周如何设置官吏。近年来出土的大量周代铜器铭文中记载的周代职官，也可以与文献记载相补充。
中央官制
周朝官制包括西周官制和东周官制，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把西周的职官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来叙述。
在西周的每一个封区内，诸侯是最高裁判者，因为他们被赋予以“专扬于国”的特权，而在整个封建国家内，周天子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诸侯的争执，都诉之于周天子。《诗经·大雅·假乐》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金文《献簋》云：“受天子休”，都说明了这个历史事实。在周天子之下，有中央政治的组织，《尚书·酒诰》云：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寮、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所谓“内服”，即指中央政府而言。“百寮”、“庶尹”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吏。以天子为首的中央政府，是西周最高权力机关。他统辖着无数以诸侯为首的地方政府。这种地方政府，在当时称为天子的“外服”。侯、男、邦伯就是地方诸侯。
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极为庞大，官吏的名称极为复杂，根据《尚书·立政》记载的官名有：
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
这些官称，若从其职司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卿士寮——任人、准夫、牧、司徒（土）、司马、司空（工）。
任人，就是“常任”。执掌王廷政务。准夫，就是准人，准为公平之意，执掌司法。牧，就是“常伯”，“作三事”，与《诗经·雨无正》的“三事大夫”，金文《盠方彝》中的“叁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的职司相当。司徒即司土。从金文记载看，司徒不仅管理籍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而且有时还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主军事，还可参加周王册命典礼。司空即司工，管理工事。
二、太史寮——太史、太宗、太卜、内史、乐王、后稷、膳夫。
“太史”掌时令、天文、历法，主持籍礼，起草文件，记录历史。“太宗”掌宗庙祭祀。“太卜”掌占卜之事。
三、王室外廷事务官——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尹伯、庶常吉士。“内史”掌管册命卿大夫。“乐王”掌音乐，教育贵族子弟。“后稷”掌管制作技艺。“膳夫”掌出纳王命。
“大都”，是管理诸侯和国王子弟们采邑的官吏。“小伯”是管理卿、大夫采邑的官吏。“艺人”是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如卜、祝、巫师、工师等。“表臣百司”，在外廷管理政事。“尹伯”，是众官的头目，“庶常吉士”，是具体办事的士官。这些官员对宫室内廷的“宫内官”而言，又可称为“府中官”。
四、王室内廷事务官——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
这些官员都是负责宫廷保卫和宫中事务的宫内官。“虎贲”，武职官，负责保卫周王的安全，“缀衣”，掌管周王的衣冠服饰，其职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尚衣”。“趣马”，掌管王室的车舆马匹。“小尹”就是总管小臣。“左右携仆”，管理周王日常所用的器物或御车的仆夫。“百司”，管理王室内廷的各种事务。“庶府”，管理王室内廷物资贮藏仓库。这些都是周王的侍从或近臣。除此以外，在金文中还出现“虎臣”、“服”、“走马”、“小臣”、“膳夫”等，这些也都是与周王关系密切的官员，其职司与“宫内官”基本相同。
以上这些官由师、保或宰、太宰总领而隶属于周天子。换句话说，师、保、宰、太宰就是百寮的首领，地位较高。周公的儿子伯禽就曾做过周王的师、保。《令彝》记载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这就是说，叫他管理王朝“三事大夫”和四方诸侯，并统领王廷“百官”。周初，武王继位后，曾任命姜尚为“师”，号称“师尚父”，在灭商及灭商以后巩固西周王朝政权的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师尚父出谋划策的。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为首封”，成为东方齐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那时，由于成王年幼，应付不了周初“天下未集”的复杂局面，所以周公旦曾“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直到七年后，成王长大，周公才还政于成王。在此期间，周公、召公曾奉命东征，平定了管、蔡、武庚等的叛乱，抓获了叛乱的东方五国首领，为巩固西周王室立下了丰功伟绩。此后，在广大的王畿地区：“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由此可见，师、保在西周拥有很大的权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可见师、保这类官和商代的“尹”职能相当，又说“周公为太宰”。宰这种官在商代就已出现，本为王室内廷的治事官。“太宰”是王室内廷治事官的首领，实际上就是王家的大总管。它的职司与后世的“相”职相同。后世“宰相”这个官称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地方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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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地方政府的组织，曾有“五服”、“五等”的说法。所谓“五服”，就是依据诸侯封地的远近，分封为甸，侯，宾，要，荒五服。服就是服事天子之邦国。《荀子·正论篇》云：
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国语·周语》也有同样的记载：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服”说到汉代刘歆把范围扩大，於是出现了“九畿”说。所谓“九畿”，据《周礼·夏官·大司马》云：
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蕃畿。
“五服”说最早见《尚书·禹贡》：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尚书》五服说至战国时代的儒家，又重新作了阐述。至于“九畿”说，则完全是汉代儒家学派的一种理想构思图。实际上，周初的封疆没有那样宽阔，也不可能如此整齐划一。所以这些论说，问题不少。首先，“五服”把戎狄之服置于蛮夷之服之外，这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西周的王畿在陕西，在王畿范围内就有戎狄，而蛮夷散布在淮水一带，远在南邦，与事实完全颠倒。其次，若依“九畿”说，那么西周疆域东西南北都已扩展至四千里之外，而事实是西周至宣王时代，疆土始得开拓；即使如此，其地域也没有这样广大。所以说《周礼》的记载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在金文中并未见“五服”的说法。只是在《令彝铭》中有“■者（诸）侯，侯田男”的记载。这里所谓的“侯田男”，实际上就是“众诸侯”，并不是什么“服”。《尚书·周书》等篇，也未见五服说，只在《康诰》中有“侯甸、男邦、采卫”的话，但揣其意，实指侯之甸、男之邦、采之卫而言，并不是“侯”，“甸”，“男”，“采”，“卫”各为一“服”。所以说，所谓“甸”，“服”都是指领土而言，而“五服”、“九畿”，则是泛指领土的广大而已。
周武王灭商以后，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以外的这块广大土地进行了分封。封赏的对象，不仅有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人，更主要的是把土地封给周王的同姓和有功之臣。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当时共封“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成王时周公又进一步把文王、武王的儿子和他自己的后人分封在全国各地。对分封各地的诸侯，周天子称同姓为“伯父”，“叔父”，异姓为“伯舅”，“叔舅”。宗法血缘关系把诸侯和周天子紧密地纽结在一起，使这些“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商代已开了先例，但当时被分封的边鄙诸侯与商王朝并无亲戚关系，所以时服时叛，而西周把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起来，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加强了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
西周分封诸侯的爵位，因其封地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礼记·王制》云：“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记载孟子回答北宫锜周室班爵之问时说：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及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
依孟子所说，周初应该有无数个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以及方不及五十里的四方形的封区。如果有这么多的封区，必然要在完成领土的开扩以后，还须事先进行土地测量，然后才能实行这样的封建，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在金文中根本看不出公、侯、伯、子、男之间的严格等级关系。实际上周初都是因武士已占领的土地而封赐之。例如夏之后聚於杞（今河南杞县），而遂封之于杞，殷之后聚于宋（今河南商丘南），而遂封之于宋。又如《诗经·崧高》叙述宣王封申伯的事，上云：“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下云：“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也就是说，因申伯已经“南国是式”，才命之“式是南邦”，因他已经“于邑于谢”，才命之“因是谢人”。这些都说明，所谓封赏、都是因其既成事实而加以追认的。当时各诸侯占领的土地是有大小之别，但决不是如孟子说的那样正方形的等差。这种封地的等差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臆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这些被分封的诸侯，对周王室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对卿大夫来说，则成为“大宗”。大宗是世代相传，“百世不迁”的。各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基本也是按照周王朝的中央职官机构，设官分职，以进行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尚书·立政》所列的“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就是各诸侯国的封疆官吏。其中司徒、司马，司空的职司与中央官的任人、准夫、牧相当，是诸侯国的“三亳”。亚、旅次之，是具体处理各诸侯国军政事务的卿大夫。“夷，微，卢”，是西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烝”，是他们的君长。“夷，微，卢蒸”，当是泛指臣服于西周王朝的方国首领。“三亳”是监督商朝先王旧都的官吏。“阪尹”是险要地区的守官。
西周时，周天子享有很大的权威，各诸侯国每年要定时向周王朝缴纳贡赋和特殊物资，《左传·昭公十三年》云：“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还要定期朝觐和率兵从征，保护周王朝。此外，诸侯也要对周王的死丧、婚嫁、巡游尽一定义务。诸侯如不履行义务或冒犯了“周礼”的规定，轻者受到谴责，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作宫而美，康王使让之”；重者则要被处死，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夷王时，齐哀公因纪侯在周王面前说了他几句坏话，结果夷王不分皂白就“烹哀公而立其弟，是为胡公”。为了防患诸侯的叛乱，周天子还派人到一些诸侯国去监视，这就是监官，例如周初武王把管、蔡、霍三叔分封在邶、鄘、卫，“是为三监”，这就是为监视商王之子武庚和殷民的扰乱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谁知武王一死，因成王年小，暂由周公摄政，这引起了管叔的嫉妒，他便大造谣言，中伤周公，说周公有野心，摄政“将对成王不利”。为平息谣言，周公一面向重臣太公望、召公奭剖明他忠于王室的心迹，以消除他们的疑虑，一面礼贤下士，准备应变。不久，管叔、蔡叔与武庚纠合在一起造反。周公奉成王之命“兴师东伐”，“诛管叔，*武庚，放蔡叔”，消灭“三监”，同时灭掉了随武庚作乱的徐、奄等国。至此，周人的势力才真正达到东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东征。
西周的中央官和地方（诸侯国）各级官吏，都是由与周天子有一定关系的奴隶主贵族担任。《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就是说周天子以嫡长子的身份为王，众子弟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士。这些奴隶主贵族，由于和周天子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严格的等级。所谓“卿”，“大夫”，“士”，实际上是一族之长，他们父子相传，世代相袭，这种等级制和宗法制的相互结合，是西周奴隶制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保证了奴隶主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垄断地位。
西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要比商代复杂和完善些。《周礼》提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置官目的而记载了周代王朝的“六官”制度：
（一）“天官冢宰”，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这些官称为“治官”。“治官之属”包括有“大宰卿”1人，“小宰”中大夫2人，“宰夫”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太宰”的职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其六典是：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抚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诰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可见“天官冢宰”不仅是六官之首，而且总揽六典之政。
（二）“地官司徒”，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抚邦国。”这些官称为“教官”，“教官之属”有“大司徒”卿1人，“小司徒”中大夫2人，“乡师”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徒”之职是执掌建邦土地的版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小司徒”之职是执掌建邦的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三）“春官宗伯”，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这些官称为“礼官”。“礼官”之属有“大宗伯”卿1人，“小宗伯”中大夫2人，“肆师”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宗伯”之职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小宗伯”之职是“掌建国之神位。”
（四）“夏官司马”，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这些官称为“政官”。政官之属有“大司马”卿1人，“小司马”中大夫2人，“军司马”下大夫4人，“舆司马”上士8人，“行司马”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马”之职是“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
（五）“秋官司寇”，职掌是“帅其属而掌邦禁”，这些官称为“刑官”。“刑官之属”有“大司寇”卿1人，“小司寇”中大夫2人，“士师”下大夫4人，“乡士”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寇”之职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诰四方。”
（六）“冬官司空”，现在看到的《周礼》已散失“司空”篇。
《周礼》六官，排列整齐，制度严密，超过以后汉魏之制，所以不少人怀疑其中或有后人托古改制的成分，因此不能作为西周官制的可靠依据。郭沫若的《周官质疑》、《金文丛考》对这个问题均有精到的论述。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没有一些实际施政的基本经验，也难以完全凭空想出一套周密的组织系统。因此，把《周礼》“六官”之制加以简单摘引，作为了解西周官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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