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南丝路源远流长
三星堆早中期（夏商之际），成都平原与云贵高原和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湄公河-红河流域，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萨拉斯瓦蒂河、恒河流域，以及印度洋沿岸，已有着日渐频繁的商贸往来。“南方丝绸之路”从此肇始。
金沙时期（西周中后期），“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兴盛，古蜀出入境转口贸易活动日臻活跃，蜀丝、蜀锦、蜀茶、陶器、砂器等蜀地名优特产商品已辗转远销境内外，古成都南郊簇桥成为“南丝路-茶马古道”起点——马帮货运始发站。
先秦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彭山岷江水岸码头“武阳茶肆”一年四季热闹非凡，“南方丝绸之路”亚欧国际转口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更为频繁。
“南丝路”-“茶马古道”蜀滇黔段的开拓，历代君王备极重视，史有“战凿西夷，秦开五尺，汉修南夷，隋筑石门”之说。
战国末期东周末年秦昭襄王时代，蜀郡太守李冰不仅在鳖灵（开明王一世）古蜀水利工程基础上兴修都江堰特大水利工程和“导洛通山”，并且高度关注和倾力推动“丝路经济”发展，疏通“南丝路-茶马古道”原有线路，又经蜀西南开凿沟通蜀滇继而延伸南亚的“南丝路-茶马古道”西南干线“西夷道”（灵关道）。蜀地商品早已经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中西亚，辗转远销欧陆地中海沿岸。
秦朝初年，秦始皇不仅修筑“万里长城”以抵御外侮，修筑“秦直道”和“秦驰道”以交通全国（其中驰道之一的“西方道”开拓河西走廊，首先为军事需要，同时正式疏通了“北方丝绸之路”第一段），还为直接发展“丝路经济”而专门拨款派员，开辟成都、乐山、宜宾到昭通、昆明、楚雄等地，沟通蜀滇的“南丝路-茶马古道”南干线“五尺道”（隋唐再度拓宽“五尺道”，而称“石门道”）。
西汉初年，汉武帝欣喜接受了大文豪司马相如“保护蜀地民营经济繁荣、促进丝路经济健康发展”的进谏，两度钦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和钦差大臣，赋予其可统领蜀、滇、黔各地的兵权，拨给中央大额专项资金，派回成都，宣讲中央开发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平定、驱除蛮夷部落对丝路沿途商旅货品的巧取豪夺，亲率官兵、工匠和民众修桥筑路，开拓、疏通“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疏通了西夷道（灵关道，旄牛道），开凿了南夷道（夜郎道），更通畅连接滇地博南道及安南道，通往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身毒（天竺，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大夏（即今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一带）直至欧陆及中近东，有效保护了蜀中民营经济，积极倡导蜀黔滇缅边地自由边贸和国际自由贸易，而且促成了西南夷广大地区羌藏汉夷僰濮苗蛮民族大融合。
汉武帝继而采纳《史记》总编撰太史公司马迁建言，钦命两度出使西域-欧陆开拓“北方丝绸之路”有功归国的张骞为特使，再度沿蜀黔滇交界的南夷道（夜郎道）寻访、调研和拓展“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直至身毒或天竺（印度）。
隋朝开通“五尺道”的高县、筠连一段“石门道”。石门道因高县有石门山、盐津豆沙关古称石门而得名。
大唐文成公主和亲下嫁吐蕃藏王，从“西京”长安出发，到“南京”成都驻停，再到吐蕃拉萨，出使路线就是“南丝路”的“松茂茶马古道”和“唐蕃茶马古道”。唐宋严道（雅安名山）和荥经盛产黑沱茶、黑砖茶，专线销往吐蕃（西藏），“边茶”贸易十分兴隆……
因宋朝派设专管茶马交易和茶马税务的机构官职“茶马司”，而自宋代以来习称“南方丝绸之路”为“茶马古道”。时有诗云：“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就是对“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马互市”繁荣昌盛的生动写照。当时已入贡品的蒲江绿茶上品“临溪[明前]雀舌”，100斤好茶就可换一匹好马。临溪（蒲江）县茶叶经岷山“松茂茶马古道”运往西北地区，每年产茶2000吨，可为巴蜀盆地成都平原换回良马2万匹。
元代马可·波罗从“北方丝绸之路”桥头堡喀什入境，17年间神游大半个中国，来到“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成都，盛赞“山地间平原上一座美丽的大城市”，“遍地是黄金，处处是美女”。
先后以三星堆雒城—金沙圣城—成都故城为中心，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有西北干线、西干线、西南干线、南干线、东南支线、东线等，通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直至遥远的海外。
古老而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出入蜀地，通往南北西东直至世界各国，至少有七、八条通道：
图 古南方丝绸之路
松茂古道及天宝古道；
金牛古道及米仓道（秦栈道多条斜道 蜀道两条官道）；
蜀黔古道（僰青衣道 夜郎道，南夷道）；
蜀滇古道西南干线（西夷道，灵关道，旄牛道）；
蜀滇古道中南干线（僰青衣道-朱提道，五尺道，石门道）；
汉唐蜀康藏（吐蕃）古道（灵关道→唐蕃古道）；
巴蜀峡江古道……
三千年北丝路筚路蓝缕
距今四千年的夏商之际，沿援北纬30度线，从成都平原古蜀国经南亚次大陆、中西亚，直抵地中海沿岸，率先开拓了“南方丝绸之路”——联结“四大文明古国”的亚欧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辽远通道；值此千年之后，距今约三千年的商末周初，在“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和初始段——以河套平原古称“九原郡”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地区为核心集散地的“草原丝绸之路”，亚欧商贸活动即已断续萌动。
兴于秦，盛于汉，繁荣于唐宋，史称“骆驼商道”和“万里茶道”，先后起点于甘（天水）秦（长安）豫（洛阳），经河西走廊西进西域，在“亚欧经济走廊”桥头堡、维吾尔文化发祥地、“人如蜂聚、货如云屯”（马可·波罗语）的著名边境口岸城市喀什出境中西亚直抵爱琴海、地中海沿岸的欧陆和中近东。
横扫千军、独霸天下的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开始悉心关注“南北丝路经济”。距今两千多年前，秦朝国家重点交通工程“秦驰道”之祁连山下河西走廊“西方道”商路的倾力开拓，直接推动了“北方丝绸之路”亚欧经贸往来的正式兴起。
襟怀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汉武帝，甫一即位，就力主开拓“北方丝绸之路”，钦命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中西亚及欧洲大陆各国，一统西域为华夏大汉版图，团结中西亚各国各族人民，着力发展亚欧国际贸易和增进中外友好往来，促使“北方丝绸之路”经济进入高度繁盛阶段。
秦汉时期，尤为注重以金牛古道为纽带的南北陆上丝绸之路的沟通，大力催动了古中国城市崛起和城市文明进一步勃兴，促使位于南北丝路各自发端的两大都会——南丝路起点城市成都和北丝路起点长安，成为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兴起的无论城市人口、经济总量和建成区面积都首屈一指的两个百万人口大都市。
东汉光武帝、明帝更加注重以“北方丝绸之路”为国家战略纵深，强力推进“北丝路”沿线经济发展。
秦汉两朝，“北丝路”风生水起。秦朝以咸阳或天水为起点，西汉以长安为起点，东汉以洛阳为起点，“北方丝绸之路”西经兰州，穿越祁连山下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瓜州、敦煌，西出阳关，在哈密与源自湘水楚天、来自蒙古高原-河套平原的“草原丝绸之路”主干线惊喜汇合，往吐鲁番盆地，过达坂城，“北丝路”主干线（西域南线）朝着西域大漠西南方向纵深处无限延伸，经南疆焉耆、库尔勒、拜城、阿克苏，到疏勒（喀什），与从哈密分道向西北绕经阿勒泰、北屯、塔城、伊犁河谷而南下的“草原丝绸之路”次干线再度会合，从疏勒（喀什）的多个口岸出境帕米尔高原，“北丝路”主干线经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或巴基斯坦（当时属印度西部），在古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即今阿富汗一带与早已沟通亚欧的“南丝路”汇合为“亚欧（陆上）丝绸之路”主干线，经中亚、西亚沿途，最终抵达地中海-爱琴海沿岸，将丝绸、绫罗、锦缎、陶器、砂器、瓷器、铁器、茶叶和香料等名特产品销往欧洲大陆以及中东、近东地区。
图 北方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北方丝绸之路”在主干线上又分化出至少三条以上支线：一条从哈密或乌鲁木齐开拓“新北线”通往北庭（吉木萨尔、奇台）、阿勒泰-北屯、塔城，一条从乌鲁木齐向伊犁河谷开拓“新北道”，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斯口岸；另一条是从喀什拓展向红其拉甫口岸通往古印度的巴基斯坦地区的“中巴线”，亦与“南丝路”亚欧主干线汇合。
故而，“南方（西南）丝绸之路”与“北方（西北）丝绸之路”加之“草原丝绸之路”，合称“南北（陆上）丝绸之路”。
因秦汉唐宋“北丝路”及“草丝路”首段蒙古高原河套地区、漠北地区或河西走廊和整个西域甚至中亚，历朝历代时常处于匈奴人、蒙古人和突厥人为争夺草原霸权而西进东征，东与中原、西与西亚和欧陆的战火硝烟之中，而致“北丝路”亚欧商贸往来时断时续。只有从成都平原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自先秦至秦汉唐宋甚而元明清，马帮商队经行崇山峻岭崎岖商路的亚欧国际贸易连绵不绝源源不断。
两千年海丝路后来居上
西汉“海丝路”早已在民间萌芽。茂名至徐闻及西罗马帝国之间，岭南粤地民间已悄然开拓了海上亚欧国际贸易通道。之所以位于南海岸的广东开拓“海上丝绸之路”那么早，不仅因为从华南沿海港口出发，比华东沿海到欧洲的海航线路程要近得多；加之当时广东一带早已栽桑养蚕，丝织品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而且其南方桑蚕品种与中原黄河流域大不相同；还因为其时广东沿海的造船业亦较发达——此前，秦始皇统一岭南，推动了南粤航海事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朝廷大军平定南越（包括整个南方沿海岭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越南等地），正式开辟官方“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兼并南越国后，大汉朝凭藉“海丝路”，大举拓宽了海上贸易规模。
琼州海峡北岸广东茂名徐闻港和广西北海合浦港，成为西汉“海丝路”始发港。《汉书·地理志》记述的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迄今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史料记载。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秦汉魏晋南北朝主要的贸易港口，是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足以见证。
东汉时期文献记述中国与罗马帝国的来往：商人帆船到广州进货，从海路运送丝绸、瓷器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两汉时期，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形成。从广东番禺、徐闻和广西北海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对接。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正处于丝绸之路从陆地逐渐转向海洋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孙吴、曹魏、刘蜀因在长江作战与海上交通之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设计与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规模也更加扩大。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已达国际领先水准。所造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不仅数量多、船体大，而且龙骨结构质量高。同时，孙吴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官营丝织。三国之后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一直与北方对峙，促进了航海技术发展以及航海经验积累。
魏晋及以后，开辟了沿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远洋航行，以广州为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外贸对接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仍是外贸输出的主要货品。
唐宋沿京杭大运河和与之几乎平行的东部海岸线之间，以沿线徐州、汴京（开封）、金陵（南京）、扬州、镇江、临安（杭州）、明州（宁波）、九江、赣州、福州、泉州、漳州、广州、湛江、茂名、北海等各城市为节点，由黄河、淮河、长江、赣江、珠江等自然河流穿插串联为一体，初步形成“海丝路经济带（沿海区域）”的雏形。
经过隋唐宋几个朝代的逐步积累与长足发展，元代木质大海船制造水平更加先进，“海丝路”再度隆重酝酿，跃跃欲试。
以明成祖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为总兵，率领规模浩大的数百艘水师（海军）船舰和数万将士编队，从江苏或福建沿江沿海出港，“七下西洋”周游亚非欧美世界各国为正式开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声名鹊起。
波谲云涌的“海丝路”，逐渐取代了“大漠夕阳驼队去”和“山间铃响马帮来”日趋式微的陆上“南北丝绸之路”。
自明初始，以远洋船队运输为主的口岸贸易，成为近古乃至现当代国际贸易之主流。
已纳入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视野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由古“海丝路”下南洋抵达中东和欧洲的“南出西干线”，亦应规划以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圈为依托和支撑，链接国际自贸区新语境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东出亚太干线”，和以京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经济圈为依托和支撑，穿越东北亚的“东出北支线”；并且，“海上新丝路”不仅可以从“海岸线经济带”海运发达的海港城市出发，甚至也可从“长江经济带”沿岸西中部重庆、武汉等内河港口特大中心城市出发，而由“黄金水道”顺江东下，借船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