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为先秦时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专门列传，后世也有人将豫让称为义士。智伯因贪得无厌的夺取他人土地最后被*，豫让漆身吞炭替智伯复仇而行刺赵襄子，对此明代方孝孺曾写过一篇《豫让论》进行剖析和批评。豫让行刺未成，自*前对赵襄子说：“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这话让方孝孺很无语，豫让心中没有一点道德公理，只是单纯的为情谊而复仇，且美其名曰：“士为知己者死。”从中也能体会出情谊之义理内涵的两面性。为善的一面济困扶危；另一面如豫让漆身吞炭复仇，在行为方式上也不够堂堂正正，凛凛冽冽，这也是人的观念败坏后的一种表现，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卑劣手段。
因此，秉持正道者，在做事的初心、目标、方式等方面都能依正道而行，方才成就真正的义。义不容辞的大前提应是人心中的正道（正理），如果失去了道德公理的天平，在世间反理或某种政治的诱导下，人心中之魔性就可能被释放出来，那才是人自身道德下滑而走向深渊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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