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彦伟
古窑村的封存，或多或少地还留下了些许古城陶镇的遗迹。古城博山陶镇的老居民区，有点象迷宫，匣钵铺就的曲折折小路，紧贴的便是匣钵砌成的墙，黑褐色蛇行，眼见得此路不通了，忽又旁逸斜出，在人家咿呀作响的窗户下挤出一席之地来。每天走来走去，童年的乐趣多是在这捉迷藏般的游戏里度过的。
因为谋事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城里。北京的王府井，济南的大观园，上海的南京路，甚至风光独特的广州最古老的沙面岛，人说是个文人能来灵感的去处，即使心血来潮绕有兴致地匆匆而过，也隐隐约约地感觉与其堂而皇之于繁华街市，道不如静思于古道、老巷、四合院耐人寻味的多。
在我看来，几乎都是如此，只因为在外小住，是大城市与故乡之间，事业与亲情之间的逗号，常常生出一些心神意乱的情绪。京城虽去的多，但往往自以为是，几乎都懒得去走一走，真正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深层次地去认识似乎很少。窗外，一伙伙放学归来，行走在老四合院街头的学童，令我想起陶镇的老街，充满人情味的古道。
生于陶镇，或者曾在陶镇的古圆窑里构思过关于陶的作品，那里头的家什玩物，都在我的记忆之外。不曾为他们打动过，这与它曲曲折折的走廊有关。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些匣钵砌成的里弄小巷里，走进匣钵的老屋，靠墙角便是用匣钵做成的烧火炉子，那炉子也算作民间艺人的造化，是古圆窑的延续和缩小，底部有炉盘，中间是灶堂，堂外便是一个倒扣的匣钵，离灶堂约寸指。旁边便是灶口，也是用窑泥做成的烟囱，直接屋外。冬天可以取暖做饭。因此，天再冷给人们带来的都是温暖。
近几年的旧城改造热火朝天。对过去许多城市的孤独感也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家乡，看看眼前的一切，过去的小镇早已面目全非，也在临摹着现代城市的样子，弯曲的小道拓了又拓，直了又直，小城的窑顶正象放了规、矩，按现代化的书本放着大样，道中的隔栏，警告人们不得翻越；斑驳的线条，指示人们顺利通过，中间的黄线告诫不守规矩的人那是一堵墙，人是不能在墙上走的；倘若不是古窑村的构想，显然人们再也找不到匣钵下的街道了。
往往，有的当失去的时候，方才感觉存在的价值，也由此更感未曾有心阅历某些城市的过失。其实，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去看，更平添了生活丰富的内涵。就京城与陶镇而言，陶镇受北京文化的影响就十分的明显。因墙的存在，便有了胡同的叫法。更因起联想的是陶镇的一些古老的街道都叫什么“胡同”，而这种取名除与北京类同，在其他城市都是极为罕见的。
博山陶瓷生产合作社的初期，就设在南北胡同之间，附近还有蒋家胡同、陈家胡同、钱窑胡同，联想到北京的若干条胡同，认为陶镇是从北京移植的街道命名。据考，北京把街道称为胡同，起源于元代。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记述元大都“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这“火巷”就是《元经世大典》中所记的“火弄”，清翟灏《通俗篇》称：“‘弄’实古字，非俗书，其音义皆与‘巷’通”。明谢肇制《五杂俎》考得“火弄”后来被讹传为“胡同”。前人也考证认为，“胡同”二字确切地说是蒙语，是蒙语“浩特”的音转，其含义指居民点、村落之意。
元代北京的“三百八十四火巷”即指“胡同”。“胡同”一名元杂剧中已出现，如《沙门岛张生煮海》里，梅香就说：“我住在砖塔胡同。”北京至今有砖塔胡同，证明已存在800多年了。北京的胡同取名五花八门，有雅有俗，极雅的有“百花深处”，极俗的有“羊尾巴”“猪尾巴”等。陶镇旧有的许多条胡同的命名，就是摹仿北京而来的。北京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如“魏家胡同”“方家胡同”，陶镇就有“宋家胡同”“蒋家胡同”“李家胡同”“高家胡同”等等；北京有“赵家井”“罗家井”，陶镇也有“甜水井”“蒋家林”“墙后”。胡同作为街道名称，是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陶镇的借鉴而效仿，与其陶瓷生产不无关系。陶瓷产品销往京城，文化信息的传播，都必然受到北京文化的影响。
陶镇的老街，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它是留在我脑海里抹不去的生活情结。也只有那些从老街上走出去的人，才会这么深深地念念不忘，不忘那古圆窑、四合院、小煤炉的好处。老街，变成了小城，旧瓦房变成了大楼房，四合院变成了大观圆，小胡同铺成了柏油路，古陶镇变成了新陶城。虽然，这里的胡同已经不见了，赋予了现代意识的街道名称。但是，北京文化的影响不会减退，因为许多新的道路、新的建筑和新的生活观念，受北京的影响会更加的深远。
不是舍不得老城的过去，而是念念不忘那老街的情怀，怀念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来源：博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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