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得知上海徐汇区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挂了纪念陶行知的铜牌，专程去瞻仰，一看是“陶行知旧居”！他因躲避特务追踪，借住在友人任宗德家中，因突发脑溢血在此去世。准确的说，这是陶行知去世地。
余庆路146弄爱棠新邨13号
陶先生一生为国事四处奔波，曾几次来上海，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上海度过。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要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500万市民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可是，他的生命停止在1946年7月25日，这些愿望也付之东流。
为了“让中国人人受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放弃了每月五百元大洋的高薪后，从此没有职业，靠卖稿、卖讲、卖文为生。他办学校靠募捐，向武训学习，要饭办学。他把所有的精力、财力、心血，用在办教育上，如他的诗所写：“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时为了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他没有房产，因为无钱购置，更无心思为自己谋划。陶行知多次往返在上海，住处从不固定。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之邀，由日本抵达上海，陶行知与胡适等去码头迎接老师。陶行知当时在南京任教，他到上海后，住在旅馆。
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京师范高等学堂
1921年夏，他的另一位著名导师孟䘵来沪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此后4个月，陶行知一直陪同老师进行调查和讲学活动，除了在南京，其它城市的活动，陶行知都住旅馆，为了省钱，住的都是小旅社。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被反动政府查封，他遭到通缉，避居上海。他躲在法国公园旁的孟渊旅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和躲避搜捕的学生挤在一起打地铺。学生不敢出去，陶行知每天半夜出去，回来带包面条，在五更鸡（一种烧火油的小炉子）上下面条，大家分了吃。不久，传来被捕的晓庄学生谢伟棨、叶刚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的消息。陶行知心痛之极，喊出：“刀儿，刀儿，嗬嗬！我们还要干！”
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在同乡程霖生帮助下，住进了程家（现泰兴路306号）。后转移至虹口内山书店（现四川北路2050号），在内山完造先生帮助下，流亡日本。
内山书店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先是匿居在法租界，后内山完造为他租了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门牌号不详）。当时，他的通缉令尚未撤销，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化名写文章获取点稿费，后得朋友牵线，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合同，以译稿度日。他整天整夜伏案译书，很快就完成了几部书稿，可惜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全部化成灰烬。
他的晓庄学生方与严、丁柱中等得到消息，找了个小饭店与他见面，问老师有什么打算。陶行知说了日本见闻后，语重心长地说：“要集合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科学家来倡导一个科学下嫁运动”。学生惊讶地望着这位学教育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老师，充满了疑虑。陶行知说：“要把科学的种子播到千家万户，一个国家要进步，科学是唯一的桥梁。要把科学知识变得像空气一样，让中国每个人都享用，以造就一个科学的中国！”
此时，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聘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并以“不除庭草斋夫”之笔名，撰写了大量时评、教育理论及小说。史量才得知陶行知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十分支持，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还以《申报》顾问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
得到史量才的资助，陆续出版的科普书籍也有了稿费，陶行知有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活，他把母亲、夫人汪纯宜和几个孩子接到上海，租武定路石库门（门牌号不详），把家安顿了下来，因钱少，租不起大房子，他自己常常挤在“自然学园”睡。
1931年夏，他租下西摩路（现陕西北路门牌号不详）创办自然学园。这座三层洋房是一犹太人夫妇住宅，主人住三楼，一、二楼租给了陶行知。楼不大，只有两间房，但楼下有厨房，屋顶有晒台，生活很方便。陶行知购置了一些仪器、图书，请丁柱中、戴伯韬、董纯才、方与严住进来，后来高士其也被陶行知请来，加上长子陶宏和他自己，共七人，住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两间房，既是居室，又是办公室、写作室、实验室，条件虽差，但大家都很尽职，生活既紧张又有趣。每天起床后，他们在晒台晒会儿太阳，陶行知说，这是天然补钙。早饭后就开始看资料、讨论，分头工作。
“科学要从儿童教起”，陶行知计划“自然学园”将编三五百本《儿童科学丛书》，内容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要求既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适合儿童和老百姓阅读，其目的是“引导孩子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
来工作的几个有的是欧美留学生，有的是晓庄教师、学生，都有实验、研究能力，但如何写出儿童爱读的科普读物，觉得很困难。陶行知介绍了两位“先生”，一是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听，如有不顺耳之处，就要修改。二是老妈子（“自然学园”烧饭的佣人），读给她听，如她听不懂，“稿子只有扔进字纸篓里去”。
高士其因做实验，细菌钻入脑子，得了后遗症，流落上海生活无着。陶行知把他请来，鼓励他写作，他从“自然学园”写“生理卫生”起步，后来成了著名科普作家。
“自然学园”供吃住，每人每月还发10块钱大洋补助费，只有陶行知，把史量才发他的个人生活费都投入进去，非但不取分文，还把稿费也捐了出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除了高士其，其他人都打地铺，陶行知也不例外。但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作，称它为“自由学园”，每个人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有一架十分精密的望远镜，夜晚，全体同仁由陶先生率领在晒台观看满天星斗，一起认识北斗星，天河、牛郎织女，一起研究天文。每人有分工，丁柱中译外国科普著作，陶行知和陶宏研究天文和化学，高士其写微生物大观；董纯才编《十万个为什么》……
“自然学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陶行知领导下，编出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他自己编写的就有科学、天文学、度量衡、空气、肥皂的把戏等。由于他仍在通缉中，这套丛书以陈鹤琴、丁柱中名义出版，是我国最早为儿童系统介绍科普知识的书，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