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汉、在重庆，有陶行知先生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请听媒体人、上海史研究者于其多在TELL公众演讲会上讲述陶行知先生的故事。
『“别人家的孩子”』
1891年10月18日，徽州万安镇上，酱铺小业主陶先生的儿子降生了。为了让这个孩子在乱世中能够安全地存活，陶先生跑到庙里去给孩子求了个名字——和尚。于是，孩子的小名就叫和尚。一直到读书的时候，这个孩子才有了个学名，叫陶文浚。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陶文浚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从蒙学起，他就因为聪明过人，免费读完了中小学，一直读到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姊妹大学，当时被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
陶文浚考取金陵大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他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这期间，陶文浚开始笃信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他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那一年，陶知行19岁。
1914年，陶知行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不久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他仰慕已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杜威是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
1917年11月，陶知行回到了祖国。事实上，他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没有拿到文凭呢？因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教育现状”，而在美国，他翻遍所有图书馆的资料，居然找不到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内容。哥伦比亚大学规定，允许博士生回国进行调研，整理资料，再回来做论文答辩。但是，陶知行的家庭条件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他决定放弃文凭，启程回国，投身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年与陶知行一起从美国回国的还有一位大人物，他就是胡适。胡适和陶知行同年，都师从杜威，又是安徽老乡，但是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作为留洋博士、大学教授、学界才子，胡适总是西装革履，而陶知行整天穿着布衣和草鞋，基本上远离上流社会。
从回国的那一天起，陶知行就抱着一个远大的志向——要为中国的上亿文盲扫盲。
『从知行到行知』
回国后，陶知行花了十余年时间，进行了各种实验性的教育探索和研究。
他首先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大笔薪水。他参加和发起了一些社会普及性教育团体。最重要的是，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小学教育调查。这份调查报告，是他用自己的钱、通过自己的人脉完成的，为国际教育研究提供了第一份来自中国的调查报告，也为中国教育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档案。
为了实现自己当初立下的要为中国百姓扫盲的志向，他积极投身乡村教育，开办了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晓庄学校留存至今的照片只有一张，从照片上看，这所学校又破又旧。开办晓庄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陶知行想迅速培养一批有知识、懂科学、能普及平民教育的师范生，然后让他们到更远的乡村去开办学校。就像种子一样，在春天播撒，在金秋收获。
晓庄学校
就这样，1927年3月，晓庄学校在一座破庙里白手起家。天当屋顶地当铺，他们自己动手修路，自己造房子，自己种田、纺织，自己做教具。晓庄学校的学生们都会一件事情——拉弓射箭，因为那时候当地还有土匪出没，必须学会保护自己。晓庄这个名字是陶知行起的，最初这里叫“小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子。陶知行说：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旭日东升的地方，因此改名为“晓庄”。
但是，晓庄学校只办了3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因为学生中有共产党员，所以有些学生被捕，甚至被*害，陶知行也被政府通缉。在这个过程中，陶知行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比如沈钧儒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他先是逃亡到日本，然后秘密回到上海，化名在《申报》担任策划和评论员，继续宣传他的乡村教育思想。
然而，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先生突然遭到暗*。这是陶知行在他创办的晓庄学校被查封之后遭受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他不得不开始想一个问题：在中国办教育，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就在那一刻，他又决定改名字了。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陶行知。从知行到行知，反映出他对阳明心学、对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他想：既然晓庄学校办不了，不如在上海开始新的行动。他为自己立了一个座右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报童们的“父亲”』
在上海，陶行知又创造性地开辟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叫作工学团。
有一天，他搭公共汽车去宝山。当时宝山不属于上海市，而是偏远的乡下。当汽车在去大场的破路上颠簸时，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一道破破烂烂的红墙，那是一座废弃的古庙。于是，就在这座破庙里，他开办了“山海工学团”，注册时的名称是“山海实验乡村学校”。这是一所集学校、工场、社会于一体的乡村教育机构。之后的一段时间，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各种名称的工学团。
“山海工学团”首创了小先生制度。什么是小先生制度？就是工学团里的学生边学边教，“即知即传”，从而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难题。
此外，陶行知还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有人曾这样回忆：在静安寺，如果你看到一帮穿着破烂衣服的报童围着一个成年人在读报纸，这个成年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他一定就是陶行知。他是上海报童公认的“父亲”。
他还为纺织女工们、农妇们开办幼儿园。其实，陶行知是中国乡村幼儿园的创始人。早在1927年，他就在南京城外开办了燕子矶幼稚园。这是我国第一个为农民创办的乡村幼儿园。之后，这样的幼儿园又陆续开了6个。当时陶行知开办这些幼儿园的资金，是他母亲六十大寿时朋友们送的礼金。1934年开办的位于上海劳勃生路（今长寿路）鸿寿坊的劳工幼儿团，则是我国第一个专为工人开办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多功能”的，晚上为工人扫盲，白天是幼儿园和工学团的课堂。工学团的学生们既可以给幼儿园孩子当老师，又可以教工人识字。
『“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从导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这是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发展，也是立足于中国现状、对中国教育问题开出的“药方”。
陶行知的主要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主张教育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反对死读书，注重培养儿童的创造性和独立工作能力。他的教育理论构建的是人与社会、学校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实实在在的关系，他关心的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全，是否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陶行知有个学生叫汪达之，是晓庄学校的第四期学生。1929年，陶行知在淮安河下古镇莲花街创办了新安小学，汪达之是第二任校长。1935年10月，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汪达之决定带领孩子们组成“新安旅行团”，以长途修学旅行的方式，宣传抗日，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第一批团员14人，最大的19岁，最小的年仅12岁。他们每人身着白衬衫和蓝色工装裤，穿一双草鞋，携带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就出发了。
汪达之还随身带了一份新安小学的六年教学大纲。大纲分为四个部分：经费、生活、环境、口号。其中，生活部分所需达成的目标是：一、健康的体魄；二、科学的头脑；三、艺术的兴趣；四、生产的技能；五、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具体来说，个人生活包括29项内容，比如：每天要看本地和外地报纸各一份；每天清洁一次；每天写日记一篇；每天喝开水5碗、豆浆1碗；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时。
除了每天要做的事情外，还有每年要做的事情。比如：每年种牛痘一次；每年洗澡80—100次；每年和国内外小朋友通信12封；认识环境中常见的动植物各10种以上；观察各一种以上的动植物生长过程，及与人类的关系；认识容易看见的恒星和行星12颗以上。
还有一些实用的生活技能。比如：能欣赏民歌、民画和自然风景；会唱12首新歌；会摆弄一种乐器；会制作科学玩具，及动植物、矿物标本10种以上；会开留声机、电影机和无线电收音机；会摄影和冲洗晒印照片；会应用10种以上的普通药物；能认识社会生活，并选择一种构成社会生活之基础的工人生活，比如种田者、瓦匠、木匠、漆匠等，详细观察，并加以记载，成为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要学会游泳和撑船。
此外，团队生活还记载着这样的内容：每日轮流当主席和记录；每日轮流烧饭和抬水，养鸡5对、狗两只；捕捉蚊虫，并懂得蚊虫为什么成为人类的大敌；征集社会问题的批判等等。
新安旅行团从成立到结束（1935年—1952年），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先后参加的团员达600多人，为国家培养了横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的杰出人才200余人。
『用一生完成博士论文』
1936年，陶行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思考“国难教育运动”，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
1939年，他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为在战争中失学的穷人家的孩子建起了一个温暖的家。但是，重庆物价飞涨，陶行知无法维系育才学校的开支，他几乎像乞丐一样，每天到处去化缘、募资。
在这种殚精竭虑中，陶行知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那就是武训。武训是什么人？他是一个乞丐，行乞38年，建起三处义学，让穷孩子免费上学，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圣人。后来，陶行知在重庆遇到了电影导演孙瑜，就拜托孙瑜有机会一定要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这就是电影《武训传》的由来。
1946年7月12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云南大学被暗*。7月15日，闻一多主持李公朴的公祭大会，又被暗*。10天后，因长期劳累过度，又受好友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刺激过深，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终年55岁。
陶行知一辈子没有房产，没有留下故居。陶行知开办的乡村学校，不是破屋就是旧庙，没有一个像样的建筑。但是，各地的行知学校作为陶行知的遗产留了下来。
陶行知不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为他相信有播种就有收获，他相信人的力量。陶行知也不是武训，武训为穷孩子办学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不是让受教育者成为“人上人”，而是成为“人中人”。
2015年，陶行知的铜像被竖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这是美国常春藤名校里的第一个中国人的铜像。在此之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关于教育历史的著作，叫《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书中列举了人类近代史上10位最重要的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导师杜威一起名列其中，是唯一的中国人。
2016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改名为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中国教育中心。这是常春藤名校第一次用中国人的名字为一所教育中心命名。
因为，陶行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骄傲，他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于其多在演讲中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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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 于其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