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哪里人啊,陶行知的原名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名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6-13 20:01:57

1934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推广小先生制作动员报告

陶行知无力扭转乾坤,但他以赤诚的心,尽自己最大能力,改造乡村,为农民谋幸福。他常常在简陋的泥屋里,与农民谈笑风生,把希望送到他们的心里。

1933年11月16日下午,陶母见陶行知衣服扣子掉了,要他脱下上衣,飞针走线,把扣子缝上,又检查了一遍,把衣服穿在儿子身上,忽觉头痛欲裂,步履跚跚地想上床睡觉,一个踉跄,她倒了地上。陶行知和陶宏把老太太抬上床,她拉着儿子手,断断续续地说:“不碍事,别急……”她勉强张开眼睛,想说什么,再也发不出声,手也放开了。救护车还没到,老太太已不省人事,待送到上海国立红十字医院,医生只会摇头。

陶行知父子在病床前守了29个小时,老太太呼出最后一口气去了。任凭儿孙千呼万唤,她再也听不到了。朋友们知道他清贫,筹了一笔款子。他办完丧事,抚棺回乡,把母亲葬在晓庄他父亲墓旁。家破了!他的知音、妹妹文渼已于1929年英年早逝;为他持家、养育儿子的母亲走了;他的夫人汪纯宜因不堪生活重压患精神分裂症已多年,自己忙于事业,四处奔波,这个家怎么办?老友姚文采劝他把夫人送进精神病医院。法华寺旁这间小房子不租了,三个儿子住进法华寺内的“自然学园”,三儿子一直有病,无法正常生活,托付给了姚文采。

陶行知哪里人啊,陶行知的原名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名(9)

法华寺

家散了,从此,陶行知一家再没能在一起生活,夫人于1936年在医院去世,陶行知正在广西准备出国宣传抗日,丧事是朋友帮助料理的。

母亲的人寿保险费一万多元,陶行知买了电影放映机和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供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放映唤起民众抗日的影片,新安旅行团带着它走遍大半个中国,陶行知对母亲的孝和爱,播送了几万里。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将去国外宣传抗日,大场农民写了首诗为他送行:“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农民见您如亲人。教育可普及,农村不*,假如中国有一万个陶行知,农家子弟幸福真无穷。”农民用明明白白的“大众诗体”,向农民的朋友托出,两万名团结在山海旗帜下农民赤诚的心。

这一次,陶行知走得很远很远。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在香港尖沙咀码头乘“哥夫”轮出发,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遍走欧、亚、美、非四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支持。在大洋彼岸,在陶行知的奔波下,世界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日”的热潮,大量捐款寄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各个角落。

1938年8月,他风尘仆仆地回国,未及休息,他马不停蹄去重庆,在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为国培养人才,他殚尽竭虑,是真正的“要饭办学”。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与吴树琴结为夫妻,两人度过了十年甜蜜的夫妻生活。直到1946年4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抗战胜利了,他的老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回到上海,向他抱怨说:“没有房子住”。陶行知也没有房子,他为翦先生借了房子,自己借住同乡许士骐之兄许德臣家房子,吕班路(现重庆南路)53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亭子间。

陶行知哪里人啊,陶行知的原名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名(10)

吕班路(今重庆南路)

房子很小,仅一丈六尺见方,里面放了张生锈的铁床,一张方桌,一个小五抽屉柜。西面有扇窗,整个下午西晒太阳照进来,热气腾腾,剩下的空间,只能站两三个人。他和续弦夫人吴树琴住在这里三个月,几乎天天战高温。

陶行知雄心勃勃,抗战胜利了,国家和平了,可以好好地办教育了。他在这间小屋宣布他的宏愿:“我来到这个东方大都市,想在这里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还要创办育才大学,附设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要在上海实现我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他救国救民的壮志勾划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他的朋友、学生得知他回沪,陆续来胜利饭店探望。沈钧儒与他讨论民盟开展活动,田汉来探讨文化、戏剧创作,晓庄学生希望复校;育才学生讨论迁校;大场农民要恢复山海工学团……屋子虽小,却盛满了希望,陶行知在这里热情接待一拨又一拨旧朋新友。

人民盼望战后能过安定生活,政府却挑起内战,上海掀起了澎湃的民主浪潮。陶行知到处演讲,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他在这间小屋日夜写作,演讲稿、诗、文章,不断从笔下写出。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站上主席台,正义凛然地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陶行知在这间小屋,写下了痛彻心扉的悼诗:“*你的人是*民主,*和平,*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陶行知在上海的一百天里,为和平民主事业作了一百多次演讲,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投枪似的文章,他对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如此有力,继李公朴、闻一多后,他被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三名。

*派陈家康同志到这间小屋,忠告他:“你的门前就有特务监视,最好不暂住此地,随时要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日夜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并于7月16日给育才师生写了一封告别信:“两方面朋友都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将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死了一个人,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万人。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7月23日,郭沫若和几位朋友要来看望他,因屋子太小,改去郭宅,同去的有马叙伦、茅盾、田汉、郑振铎等。陶行知建议,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联名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他们派人来中国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暗*事件,将国民党罪行公诸于世界。大家一致赞同,推陶行知草拟电文。

离开郭宅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郭沫若送陶行知到门口,再三要他保重。他说:“我是黑榜探花,不怕!”为防不测,这天,陶行知离开胜利饭店,独自到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家里过夜。

他连夜拟致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文,第二天上午,托人把电文送郭沫若,请他修改后,让上海文化界人士签名,他自己首先签了名。下午一时起,他整理自己的诗集,连续工作五小时。在许士骐家晚餐后,他又回到任宅,在桌前继续工作。吴树琴和二儿子晓光来此看他,夫人见他双目通红,面容憔悴,劝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他说:“我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加紧工作,我必须赶在死神的前面。”他们走后,陶行知与任宗德畅谈国事,直至午夜后,又开始整理诗稿。

他疲累至极,伏在桌上小憇,用冷水擦一把脸又继续工作,挥笔写下最后一首诗:“……要达到文化为公,学者有其校”。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望着窗外,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发出深重的叹息。一阵困倦袭来,天旋地转,他摸上衣口袋,高血压药未带来,他呼唤树琴,夫人不便随他来此借宿。他挣扎着走进卫生间,轰然一声,倒在地上。

夜寂静无声,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不朽的灵魂飞离了躯体,1946年7月25日,在无人知晓的凌晨,陶行知因工作紧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倒在他战斗的岗位上,在他借宿的友人家中去世,终年55岁。

*偕夫人邓颖超立即赶来,他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他致电中共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朱德当天向胜利饭店发了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沈钧儒、田汉、司徒敏、陆诒、廖梦醒、任宗德、许士骐与陶夫人、儿子等围在陶行知遗体旁,听到*深情的悼词,都流下了眼泪。

上海各界5000人在震旦大学举行追悼会。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柩由上海53个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护送抵达南京和平门车站。董必武、沈钧儒、罗隆基等与数千群众在车站举行迎梓典礼,灵前陈列着*、朱德、*、冯玉祥及各人民团体敬献的花圈,陈设着董必武的《哭陶夫子》诗。从火车站到晓庄,送梓队伍越走越长,沿途家家设香案路祭,人们跪倒在地,以我们民族的最高礼仪哭别陶先生。灵柩所到之处,香烟缭绕,哭声四起,哀歌声声,泪雨纷飞。

工人、农友、学生、妇女、报童、伤兵、流浪儿……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呼喊着陶行知,晓庄的农民个个哀恸欲绝,“陶叟啊,你说要回来的啊!”

灵柩上覆盖着“人民导师”四个大字,在千百人的悲泣声、呼唤声中,徐徐落葬。一生飘泊,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陶行知,身穿旧学生装,脚套破皮鞋,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回到了他办第一所学校的劳山脚下,在他最后的“住处”,与父母、妹妹、夫人团聚,与他在雨花台牺牲的十几名学生永久相伴。

陶行知只有一处私产,办晓庄学校前,他收到《平民千字课》稿费二万多元,这笔钱用于晓庄开办。他下决心办乡村学校,自己要农民化,便在晓庄学校大礼堂犁宫旁造了茅屋,泥墙茅草顶,屋前种了五棵柳树,他称这座茅屋为“五柳村”。他把家从南京迁来,母亲、守寡的妹妹、夫人、四个儿子,在这里团聚。自1927年晓庄开学,至1932年他把全家接至上海,全家在此住了共五年。前三年,晓庄办得红红火火,妹妹和夫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晓庄担任指导员,母亲操持家务。陶行知工作繁忙,但因家在学校,生活方便,全家其乐融融。1930年晓庄被封,夫人受惊吓,落下病根。陶行知为避敌人通缉,匆匆离家,妹妹已去世,老母亲苦苦撑持家,两年得不到儿子一点音讯。五柳村凄风苦雨,老母以泪洗面,儿子无法读书。直到1932年,陶行知回乡把全家接至上海。此时,夫人已病入膏肓,不认识他了。

陶行知哪里人啊,陶行知的原名是什么为什么要改名(11)

犁宫 南京晓庄师范大礼堂(右后为五柳村)

陶行知唯一的私产五柳村,于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这里,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全家在一起生活得最长的地方。1946年他回乡祭拜父母亲,五柳村已踪影全无,只有门口仅剩的一株柳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与他相看无言,泪眼朦胧。

此后他再没有私产,没有后人可永久纪念的故居,但是千万座丰碑,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浩气长在,英灵永存。

作者:叶良骏

资料:上海纪实

编辑:黄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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