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了课本，我就被误以为是个老人。其实那一年我才36岁。“文革”十年断档，当时这个年龄在学界算是很年轻的。两年后我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同班有一位县长，假期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这篇课文，就说：“好好学，作者是我同学。”没想到儿子仰起头看了他足有好几秒钟，突然说：“这个人早死了吧？”
作者：梁衡
《晋祠》一文是我第一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文章，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初中三年级上册。当年读书的孩子现在也该有50多岁了，忽忽不觉已快半个世纪，他们的孩子可能也学过这篇课文了。
收录《晋祠》的语文课本。梁衡供图
凡成故事都是巧合。1982年适逢改革开放初期，百废俱兴，各业复苏，教材也在重新编写。当时我在《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任上。北京的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个《图苑》杂志，就请报社帮忙通过驻各地记者约一些风景名胜的稿子。我按约写了这篇《晋祠》。因为对它太熟了，并没有费多大的劲。
记得是春节，正月初一上午领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给邻居们拜年，然后回到家里，大约两个小时就写完稿子，誊清后寄走了。但是，《图苑》最终没能创办成，又把稿子退回报社文艺部。报社说我们也有副刊，就在本报发吧。4月12日见报，当年就出现在课本里。如果真发到那个新办的杂志上，可能也不会引起编书人的注意。《光明日报》真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我前后有9篇文章入选主流教材，其中4篇来自《光明日报》。
1982年《晋祠》入选课本后梁衡（中）与中学师生见面。梁衡供图
因为上了课本，我就被误以为是个老人。其实那一年我才36岁。“文革”十年断档，当时这个年龄在学界算是很年轻的。两年后我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同班有一位县长，假期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这篇课文，就说：“好好学，作者是我同学。”没想到儿子仰起头看了他足有好几秒钟，突然说：“这个人早死了吧？”
确实课文里的古人、死人太多。我偶尔收到读者来信也常被称作“老先生”。当时《人民日报》办的《新闻战线》向我约稿，却把稿子发在“与青年记者谈心”栏目里。18年后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正好分管这个杂志，他们一见这个当年的“老人”就哈哈大笑。在报社值夜班等稿子是最枯燥的时刻，大家就聊起当年怎样被老师逼着背课文《晋祠》，十分亲切。
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但再没有像写《晋祠》那样轻松。有的文章要写几年、十几年。现在想来，是因为我对晋祠太熟悉。我的小学、中学阶段在太原度过，那时学校组织春游首选晋祠，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
在一个少年眼中，周柏、唐槐这些苍老的大树，穿过千年留存下来的宫殿、木雕、泥塑、铁人等文物，有一种悠远、神秘、瑰丽的感觉。另外，走出四壁合围的教室，吹一吹田野的春风，心情豁然开朗。我现在还记得，春游归来的人们自行车上插一束山花，车铃叮当，一条花的河流。这就是我在文中的那句：“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还有那光着头捧缽接水的小和尚、深水下根根可见的水草，永生难忘。
历史的浑厚加和煦的春风，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抓挠着一个少年的心，悄悄地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有一种观点，说一个人在四岁以前吃的什么，就决定了他的味蕾，一生都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人总是怀念童年的饭食。精神之餐也是这样，孩童时期的美育教育特别重要。听说现在为了安全，有些学校早已不组织学生春游了，这实在是一大损失，当一株幼苗正需要那一缕阳光时，却被悄悄抺去。
游客在晋祠景区游览（2016年9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晋祠，我后来还是常去，有一次是帮助收割稻子，住在农民家里。晋祠的水好，产莲藕；大米也好，为历代的贡米。在地里干完活回来饿极，两脚污泥，先吃一包荷叶饭，畅快无比。我结婚后和妻子的第一次出游，就是蹬着自行车去逛晋祠。后来省里的“五七干校”办在邻县，每周回城一次都要路过晋祠。可以说晋祠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那次能很快交稿，还有一个原因是写作的心态放松。如果当时知道在给教科书投稿，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艺术，包括写作艺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最好的发挥：一是纯自然状态，不知高低，所以摄影要抓拍，画家要画模特儿；二是对艺术规律已经纯熟到自由的程度，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所以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未臻最佳。
那篇《晋祠》属初生牛犊，以后再写文章反而左右拿捏，愈写愈胆小。写作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至于入选课文更是天时地利的巧合。后来我又写过不少地方的风景，当地人也总想入课本，为地方做广告。我只好笑一笑，无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