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19世纪前的两千年里一直认为歇斯底里是由于女性子宫扰动、游走或倒错造成的。当时认为*可以消除该症状。在19世纪中晚期，该病主要指性功能障碍，治疗方法是用手或喷水进行生殖器按摩，使患者达到性高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医学界逐渐认识到该病是一种心理疾病，20世纪中期以后，歇斯底里症被细分为许多精神疾病，医学界已逐渐停止使用该词，转而使用更精确的词汇描述不同症状，如转换障碍和分离障碍。 © wikipedia
Ⅱ
尽管如此，一直到中世纪晚期，仍有大量众所周知的歇斯底里症案例。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1518年的舞蹈瘟疫。一位名叫特罗菲（Frau Troffea）的女人开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街道上疯狂地跳舞，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接下来的几天又几周内，渐渐有人和她一起跳舞，最后多达数百人加入了这个奇怪的行列，许多人一直跳舞至死。
斯特拉斯堡舞蹈瘟疫现今较为普遍的认定是麦角菌中毒引起的。但亦有人指出，该症可能是压力引起的群体精神病症。© BBC
Ⅲ
1962年，在如今的坦桑尼亚，一所由德国传教士开办的女子学校发生了一起集体歇斯底里事件。这场名为坦噶尼喀大笑病（Tanganyika laughter epidemic）的事件始于一间教室，一位学生讲了个笑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大笑开始不断传播，最后学校都被关闭了。数千人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几天。
Ⅳ
1988年，圣地亚哥军事基地发生了一起事件。在12个小时内，数十名男子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胸痛和头晕。数百名新兵从营房撤离，接受检查和测试。还有一些人被送进了医院。人们对空气和食物都进行了毒素检测，但没有发现任何医学原因，接着群体症状自行缓解了。
歇斯底里症的课题对于洛阿·扎瓦拉来说永远具有吸引力，少女镇的案例使得她因为可以进行专业探究而激动不已。她说：“医学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歇斯底里症已经不复存在。但当少女镇的案例出现时我就在想‘歇斯底里症当然存在！这里就有上百个活生生的例子！’”
洛阿·扎瓦拉后来说感觉自己和这些小病人们有了某种亲切感。她和少女镇的学生看起来没什么不同：黑发及肩，杏仁色皮肤——这种肤色通常被称为“混血”。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女孩拉回现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通过采访她了解到，少女镇实际上是一种对外界更深层次恐怖的逃离。这些恐怖以某种形式跟随着女孩们。
© The New York Times
洛阿·扎瓦拉的方法是追溯身体症状的表现，找到她认为的心理诱因——通常是患者不想挖掘、害怕面对的话题。但渐渐地，和洛阿·扎瓦拉呆在一起几个小时后，女孩们开始出现好转。最先开始接受采访的女孩之一齐塔利（采访时说自己见到过血淋淋的婴儿）在和分析师共处时，已经不再出现病症了。洛阿·扎瓦拉回忆道：“帮助到她的是谈话，谈她的梦想、谈婴儿给她带来的恐惧、谈她的继父。我注意到当她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情况就有所好转。第二天，她就可以正常走路了。”
洛阿·扎瓦拉解释道，歇斯底里是一种视听传染症。你必须看到听到别人表现出症状，才能发现自己也出现同样的症状。如果看到的足够多，你也就会歇斯底里。这就是歇斯底里症最本质最可怕的威胁：人人都是受害者。
洛阿·扎瓦拉每天和这些女孩们一对一坐在简朴的教室里，她开始发现女孩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许多人家庭破裂，经历过虐待。一位被她称为索莱达（Soledad）的16岁女孩向她描述自己母亲在生气时是怎么殴打她的：“（她会用）电线或者鞋子抽打，有一次把我把打出血了。”
索莱达在教室里告诉洛阿·扎瓦拉：“没有人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知道我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我也宁愿没有。”
据郑修女所知，恶魔已经入侵了她的学校。她的第一步行动是请一个牧师来做驱魔仪式。但这似乎不起作用。修女们还尝试了一种中国传统疗法，将一种植物的粉末撒在女孩的腿上然后点燃，但也没能治好她们。
但在洛阿·扎瓦拉的照顾下，索莱达最终好了起来。洛阿·扎瓦拉在报告中写道，索莱达不愿离开教室。“她很难跟我说再见，她想跟我呆的更久一点。”
夜晚，在位于墨西哥城中心的家中，洛阿·扎瓦拉也开始做噩梦了。也许这是因为女孩们对离婚和家庭关系破裂的描述。她想到了玛丽亚宿舍的女孩们说她们在梦中看到了玛丽亚，然后尖叫着醒来。她在报告中引用了一个女孩的话：“玛丽亚被火焰包围着，正在熊熊燃烧，她大笑着告诉我们，下一个就轮到我们，这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指控了她。”
白天，当洛阿·扎瓦拉坐在教室里和那些被吓坏的女孩聊天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开始感觉到腿部出现症状，尽管她极力克制着。她还描述自己感觉到并不在场的修女们在偷听或是倾听她和女孩们的谈话。她说政府医疗团队里也有人有同样的感觉，但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预感。在描述整个情况的时候，洛阿·扎瓦拉展开双臂，向右手点了点头，说：“这里是健康的，”然后又向左手点点头，“这里是有病的。”
然后她把双手合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
7.
© Will Staehle
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6月，有超过500名学生、一位老师以及一些修女都罹患这种传染病。估计有300名女孩被送回家。
2007年3月，是病情最严重的高峰期，玛丽修道会试图联系玛丽亚的家人。作为最后的希望，郑修女想看看这一所谓的巫术是否能被逆转。
但在玛丽亚被驱逐出去之后，她和家人从图斯特佩克搬到了韦拉克鲁斯（Veracruz）。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追踪的信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相互间失去联系是很正常的，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数百万人穿越沙漠移民到美国。人们也在国内各州之间迁移，寻找工作。在十多年激烈的毒品战争之后，官方统计有数万墨西哥人失踪，但人权工作者认为这一数字可能高得多。
洛阿·扎瓦拉说：“我们很多人都想找到她（玛丽亚），在卫生秘书处下达命令之前，我就十分坚持要设法找到这个女孩。”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仍没有找到玛丽亚。她消失了。
所有留在学校的学生最终都康复了，腿部不再出现症状。一份由洛阿·扎瓦拉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及医生签署的关于本案的最终联邦报道宣称，2006年和2007年在少女镇发生的集体瘫痪事件被诊断为“与转换障碍一致的运动性神经障碍”。
洛阿·扎瓦拉后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他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她们的身体需要说话，因此女孩们其实是在试图通过这些症状表达些什么，试图唤起改变。”
虽然少女镇仍在运营，但这场危机改变了郑修女的职业生涯。2007年11月，学生们的症状基本消散，院长被转移回韩国。在釜山发表讲话时，她说，在这场磨难中，一些针对学校的批评至少部分源于对东亚社会严苛规定的文化成见。她笑着说道：“韩国人很严格，我们思想顽固，因此女孩们在受苦。……这对我来说太丢脸了。”【运营这所学校的机构“世界村”（World Villages）拒绝置评。】
直到现在，她还相信少女镇学生们出现的歇斯底里是来自上帝的考验。她说自己从未失去信仰。她说：“我知道我真的尽力了，我爱墨西哥，我爱我的女孩们。”
8.
疾病大爆发后，乔维塔的母亲集了一点钱来查尔科镇接女儿。当少女镇的守卫让母亲进来时，乔维塔拥抱了母亲，并且说不管疾病有多严重，她都不想离开。她喜欢户外运动，喜欢唱歌。但学校里发生了些奇怪的事，而且对她的母亲来说，她们不能再继续冒险了。
乔维塔说，她会带着复杂的感情，永远记住在少女镇的时光。疾病的爆发令人恐惧，少女镇消除贫穷的承诺也未在她身上实现。她在家乡过着简朴的生活，也不再信教了。但她解释说，这所学校是特别的。院长激励了她，而且她从未失去希望。
不管怎样，她再也没有回到少女镇。
文/Daniel Hernandez
译/Rachel
校对/Amanda
原文/www.vox.com/the-highlight/21242299/outbreak-girlstown-chalco-world-villages-villa-de-las-nina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