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爱书，可谓“通病”，自古以来便如此。故而文人访书、淘书、借书、读书、编书一类的书话趣闻，多得不可胜数，好像不曾谈起过书的文人便算不得文人了。
我虽不文，却也沾染一二文人积习，想来说一点关于书的事，而且，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说起，因为，我虽然很小，但已经知道这世上有书的存在了。印象中，爷爷和父亲，俩个人都看书。父亲是工人，晚上没事，总是躺在被窝里看，闷声不响的。爷爷呢，是个小商贩，看书却有唱有念，要比父亲有趣多了。
我对书的兴趣，最初就是来自于爷爷。
爷爷在市场街上摆了个卖香烟、瓜子、糖果的小摊，维持生计，收入不多，但生活倒也过得去。爷爷虽为摊贩，身上却无一点俗气，反倒总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十分和蔼可亲。每年春节，他都会提笔研墨，坐在炕桌前给邻居们写对联，一院子的人都很敬重他。摊床一遇刮风下雨就出不去了，爷爷便用那个又白又胖的瓷壶沏上茶，放在炕席上，然后两腿盘坐在炕头，戴上老花镜，苍声老气地念起书来。他之所以念出声来，是要给奶奶听。奶奶坐在炕梢，随着书里的内容，不时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时还要和爷爷议论、感叹几句。她是爷爷最忠实的听众。
爷爷总是坐在热炕头上。炕上那领席子用得久了，秫秸蔑儿便磨出了光亮。席花是斜行的人字纹儿，被炕洞里的热气薰烤着，微微透出一抹暗红，衬托得那把瓷壶越发光洁白亮了。这会儿，白瓷缸儿里升腾起一缕缕热气儿，袅袅飘散出阵阵馨香。一股暖意便在小屋里弥漫开来。
那一天，爷爷念的是个话本，上面有白话，也有唱词儿。他原本是念过几年私塾的，所以每念到有唱词的地方，就如同私塾里背书的一般，拖腔拖调地吟唱起来。念白夹杂着唱腔，一会念，一会唱，听起来别有滋味。
作为听众，奶奶裹着尖尖的小脚，一只盘在另一只的膝上，神情专注。有时听着听着，就掏出掖在衣襟里的手绢儿，抹一阵子眼泪。这时，里间屋时常还有一位听众，就是我的母亲。她坐在炕沿上，把一绺麻纰儿拴在上方的幔帐杆儿上，用一个“拨拉槌儿”拧纳鞋底子用的线绳。她耳朵一边听着，手却不停，听到伤心处，也流出泪来。看她俩都抹眼泪，我很奇怪，心想：这是本啥书哇，竟让人直哭？于是我凑过去，坐在爷爷的怀里，伸头也去看那书。书上的字都是竖排的，很小。纸色米黄，也很薄，书口对折成页，在书脊处切齐了，用细线儿装订起来。书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讲一个童养媳，在婆家如何受尽折磨，死后到阴曹地府去告状的故事。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讲到一个叫刘全的人，去给阎王爷献瓜，听起来妙趣横生。
噢！原来书里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可叹处，能让奶奶和母亲泪流满面，可乐处，又能逗得人哏儿哏儿笑！
于是，我萌生了看书的*。
但那时我年纪太小了，还不认字，就到租书铺里去翻看“小人儿书”。童年的很多时光，都是在小书铺里度过的。市场街上的租书铺有两家，都在爷爷的摊床附近，一家姓郝，一家姓蓝。蓝掌柜大约四十多岁，举止沉稳，待人也很和气。郝家书铺的掌柜年纪比较大。让我印象深的，是他把小人儿书的书皮儿都撕下来，一个挨一个粘到一张张大牛皮纸上，用毛笔在每个书皮儿下面标上号码。牛皮纸有的贴到墙壁上，有的吊挂在半空上（两面都有书名号），谁要看哪本书，只要说出号码来，他很快就会在身后的书架上给你找出来。那时候，看一本小人儿书，厚的要两三分钱，薄的，只收一二分钱。我去书铺看书的钱，几乎都是爷爷给的。等上了小学，认了字，小人儿书里的故事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当然，还有很多字不认识，只能猜，或者干脆就跳过去。但这并不影响我看书的乐趣。我深深地被那些书吸引着。再长大一些，院里一中校长马洪荣的儿子便和我结成了伴儿。他母亲瘫痪在床，钱就放在褥子底下。他每次或拿五分，或拿一角，拉上我，一起去书铺里看书。书铺准许两个孩子同看一本书（三人合看便不许），我俩在书铺里一待就是半天。
渐渐的，我对整天坐在书铺里那一排排板凳上租书看，有些不满足了，产生了对书的占有欲——我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人儿书，这样就可以一遍遍翻看了。
我开始了买书的历史。
夏日里，我把要买的书名说给爷爷，爷爷就从腰里掏出钱来给我。我沿着市场跑过整条街，去四明街街角上的书店买回书来。当把一本崭新的小人儿书拿在手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小人儿书的价格不高，最多也就一两角钱，少的，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但在馒头五分钱一个、水豆腐一分钱一块的年代，几分钱也是钱哪，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在心里感激我的爷爷。我买回书来，爷爷把一条麻袋铺在摊床的背阴处，让我坐下看，有时，还给我两块糖果。看起书来，市场上那一片嘈杂声，立刻便退到了爪哇国里了。我沉浸在书里讲述的故事中，感到无比惬意。有时看着看着，就捧着书本睡着了。一阵凉爽的清风拂过，把我送进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
渐渐的，我的小人儿书多了起来，《望娘滩》、《枪挑小梁王》、《借东风》、《武松打虎》、《李陵碑》……从十几本到几十本，到一二百本。书一多，就想配成套。但那些成套的书，并不是整套一齐发售的，往往是初一到一本，下一本却不一定十五能来，等一套书出齐了，有时要很长时间。因为不知下一本书什么时候会来，就几乎天天跑到书店去看。这样，一本本的凑，终于买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杨家将》。无形中，让我养成了常跑书店的习惯。那时我上小学，作业留得少，趴在炕上写完了，就开始翻看我的这些书。父亲见我鼓捣得挺起劲，一高兴，就把他一个木头小工具箱倒了出来，送给我装书。于是，我又有了自己专门放书的地方。
自己有了书，便拿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换着看，就能看到更多的书了。大约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院儿里一个小伙伴把他哥哥的书借给我看，是《西游记》上册。书里都是“真笔字”（繁体），很多我都不认识，但我仍然囫囵半片的看得入了迷。一天，我正趴在炕上看得起劲儿，母亲让我把地上扫成堆儿的土撮出去倒掉，我嘴上随口应承着，转眼便忘了这事。过了半晌，母亲进屋来一看，见撮子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灰土还在地上摆着，就责骂我。而我此时正沉浸在书里，她骂了些什么，并没有听清，倒是读到一处颇为有趣的地方，禁不住嘿儿嘿儿乐起来。母亲一见我乐，就来气了，抓过扫地笤帚嚷着要打我。我这才忙不迭地爬起来，抓过书跳窗逃跑了。
《西游记》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大书”。它为我开启了一个新的天地，让我知道了“大书”比“小人儿书”有意思得多。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小人儿书”拿到市场里，一本本摆在地上，都卖掉了。然后，拿着卖书的钱，开始买“大书”看。好像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买回来两本比砖头还厚的书，名字叫《中国民间故事》，上下两册。我窝在炕上，坐着看，躺着看，一连好几天都没出家门，看得兴味盎然。上了初中，我又陆续买了《李有才板话》、《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红旗谱》、《前驱》、《三家巷》、《小城春秋》、《创业史》、《静静的产院》等等，拥有了一摞属于自己的“大书”。以前，读一本“小人儿书”，只需一会儿的工夫，现在读完一本“大书”，就得花好几天的时间。白天上学，时间有限，好多书都得在晚上读，但九点一过，母亲就拉灭了电灯，不让再看了。我睡在炕梢，够不到拉绳，睁着两眼望房巴，总觉得浪费了时间。怎么才能控制开关呢？我想了个办法：在炕头房柁上挨着电灯开关的地方拧了一个羊眼锣钉，穿上一根细线绳，和电灯开关拉绳系在一起，再把细线绳引到炕梢的房柁上，也拧一个羊眼螺钉，穿过那根细线绳，让它垂下来。这样，当别人睡熟以后，我就可以悄悄拉开电灯，继续看我的书了。后来，我自己住到了里外屋过道旁边的一铺小炕上，还有了一张书桌。于是，就用奶奶纺车上的木线轱辘作灯柱，粘上个六角形的木底座，刷上油漆，拧上灯座灯泡，扣上塑料灯伞（商店有卖），就成了一盏很漂亮的小台灯。我每天读书都到深夜，甚至下半夜。爷爷有时睡醒了一觉，见我书桌上依然亮着灯，就咕囔说：“快睡吧。熬夜㸆心血呀！”我嘴上答应着，却仍坐在那里。下半夜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
越看越爱看，书也攒得越来越多了。读初中时，有幸遇上一位爱好文学的班主任老师，让我作班里的语文课代表，更激发了我读书买书的热情。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我除了读文学作品，还读了吴晗的《中国历史常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华罗庚的《运筹学》一类的书，外国人写的《拿破仑传》、《卡特传》甚至《联共（布）党史》这类书，也读得很认真。我几乎把自己一切能够得到的钱，包括零用钱、压岁钱，甚至吃早餐的钱，都用来买书。不够，就冲爷爷要。爷爷真好，只要我说买书，他总会分文不少地给我，因为他知道，我拿了钱，从不去买零嘴儿吃，更不会去买玩具。
俗话说：“马有转纲之灾，人有旦夕祸福。”书，何尝不也这样呢？文革初起，开展大批判运动，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札记》，风声越来越紧。而在我的书箱里，就有当时“两报一刊”猛烈批判的“大毒草”：一套是邓拓的五册单行本《燕山夜话》，一套吴晗的八册《中国历史常识》，另外，还有父亲给我的几套解放前出的老版书，如《封神榜》、《施公案》、《济公传》等等。这些书，无疑都属于当时“破四旧”的对象，属于违禁之列。我舍不得自己手里的这些书被毁掉，倒不是有意“背叛革命”，而是觉得：这些书即便是作为资料，也不应损毁。我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别人怎么能接受呢？这些书存放在家里实在太危险了。于是我就把这些“问题书”装进了父亲的一个深紫色的大旅行箱里，拎到了邻居家，塞进他家一张大木床的床底下，这才使这些书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到了文革后期，在知青下乡前的那段时间，同学们都无事可做，有的装矿石收音机听“敌台”，有的四处寻找各种书看。那是一个图书地下大流转的特殊时期。一本书你看完了传给我，我看完了再传给他，不知中间经过了多少人，有一天，它居然又传回到了自己的手上。高年级一个校友知道我家有书，竟然背了一个大书包来借，装了满满一书包拿走了。书借了出去，却再也没有还回来。我的许多长篇小说，都在那个时候借出去，传没影儿的。
参加工作之后，口挪肚攒，边看边买，我的书又渐渐多了起来。到了第二次搬家的时候，已经有满满两柜子书了。后来，等到有了三柜、四柜书的时候，再搬家，家人便开始觉得这些书实在太累赘了：搬着沉不说，摆放起来，分门别类的，太费事，而且，书柜总要占去房间的一块地方。但这会儿我已经“做下了病”，买书成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嗜好，别人用来吃吃喝喝的钱，我全部用来买书。特别是出差的机会多了以后，无论走到哪里，不去商店，也不去娱乐场所，除了游览当地的历史遗迹、名山秀水，书店是我必到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跟领导出差到北京，一天下午无事，他们一行人便去逛商店，我则趁机跑到西单图书大厦和琉璃厂转了一圈，买回来一摞书。等到他们回来，问我都买了什么好东西，结果聚到我房里一看，只有摊了半床的书，便都笑了起来。那位领导说：“嗬！买了这么多书哇？真是个书虫子！”
现在，我八九个书柜已经满满的，装不下，一部分书只得堆放到别处了。
作者简介：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