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张祎
2001-2002年，故宫博物院从中国嘉德购得宋代遂安詹氏家族珍藏、传承的一批珍贵文书。这批文书素有“詹氏墨宝”之称，其中尤以詹仪之与理学家朱熹、张栻等人的往复书札最受人瞩目。此外，南宋朝廷颁给詹氏家族成员的几件任官告身，也是弥足宝贵。随着故宫公布出版其墨迹图录，这批珍贵文书已逐渐为世人所知。事隔近二十年，竟又有“詹氏墨宝”的遗珠流出，出现在嘉德公司2020年“秋拍”的拍品之中。
南宋淳熙年间詹仪之任官告身及题跋
新出的这件詹氏文书卷子，系由多份古文书装裱合成。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核心部分是南宋时期詹仪之的任官告身（上图）。这部分实际由两份告身的残卷拼接而成。其后所附的另一部分，则是后人获睹“詹氏墨宝”留下的题跋文字（下图）。题跋共有七篇，落款时间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至万历十年（1582）之间。七篇题跋，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瞻视朱熹、张栻手迹留下的感言，与詹仪之告身关系不大。本文主要谈一谈告身残卷的相关情况。
之所以称其为残卷，是因为这两份告身实际只保留了制词部分。告身，又名官告、诰命，简称“告”或“诰”。所谓告身，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古代朝廷（尤其唐宋时代）除授官职、任命官员所使用的委任状。相对而言，“告身”这个名称在唐代更为流行，宋代则经常改称为“官告”。宋廷成立了专门为官员制作告身的机构，就以“官告院”为名。告身发展到明清时期，就是所谓的诰命。明清的政治制度，与唐宋相比，发生许多变化。明清诰命的形制，和唐宋告身差别较大，但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演进关系，则无可怀疑。“诰命”这个名称在唐宋文献中已经开始使用。
明清诰命，世所熟知。唐宋告身，实际上许多人也并不陌生。保留至今的告身中，有一份闻名遐迩，享有盛誉。那就是唐建中元年（780）颜真卿官拜太子少师的告身。这份告身现收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相传是颜真卿亲笔书写，因此被称为“自书告身帖”。其墨迹收载于各种字帖和书法教材，流传极广，是人们研习颜体书法的重要资料。颜真卿这份告身，首尾齐整，保存完好。告身中，“建中元年八月廿五日”以上部分，是朝廷宣示委任之意的制词；以下部分则是官府行文的程式用语、列衔署名、日期、钤印等。对比颜真卿告身，不难看出，新出詹仪之告身卷子中保存的，只是两份告身的制词部分，而官府行文程序的相关内容则已缺失，非常可惜。
唐建中元年颜真卿官拜太子少师告身
就文书属性而言，告身本质上是一种符。唐代公文制度，“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符是当时各级行政机构指挥公务、下达命令的文书。唐代文官的选任工作，由三省六部之中隶属于尚书省的吏部负责。杜佑《通典》卷一五记载，人事任命确定之后，由吏部“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所以，告身实际上是尚书省的省符，或者说是吏部、兵部的部符。告身末尾的程式用语“奉敕如右，符到奉行”，就点明了告身的文书属性。告身行文加盖“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武官用兵部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唐宋时期任命官员，主要分为制授、敕授、奏授三个等级，分别授予不同的告身，作为委任凭证。制授、敕授属于较高等级、相对重要的人事任命，皇帝需要发布诏令，予以宣示。
唐宋诏令可泛称为“制”，诏令文辞就是所谓的“制词”。其中，制授是最高级别的任命，皇帝为此发布的诏令叫“白麻制书”，简称“白麻”或“麻制”。麻制在宋代属于“内制”文书，是由供职于内廷的翰林学士负责起草。麻制行文，以“门下”二字开头，这是它在格式上区别于其他诏令的特征。麻制颁布后，相关任命行下有司，最后官告院抄录制词，制作成制授告身，发给受命官员。在宋代，以制授告身任命的官员仅限于将相大臣，像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宋代流传至今的制授告身，目前所知的只有元祐（1086-1094）年间司马光、范纯仁的拜相告身。司马光制授告身所示，这份告身规模宏大，总长约六米，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司马光制授告身
其次一等的任命，以普通制书下达。这种普通制书，唐代叫“发日敕”，宋代泛泛称之为“制”或“敕”，属于“外制”文书。“外制”与“內制”相对，“外制”由供职于宫外、通常被看作宰相属官的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起草诏令，叫做“命词”。宋代朝廷负责命词的词臣分为两班，也就是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两者合称“两制”。“外制”制词，以“敕”字开头，与麻制不同。外制制词同样会抄录在告身上，颁给受命官员，这就是敕授告身。上文提到的颜真卿告身，就代表了敕授告身的基本形制。宋代敕授告身存世稍多，但目前所知的文书原件，基本上也是屈指可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