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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十七八岁时，溜进泉州开元寺里摘玉兰花。
已经是去第二次了，底下站了个老和尚。
老和尚问他：“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少年傲气地说。
老和尚知道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他让少年小心点，下来。
少年口咬着花，终于下来了。
老和尚邀请少年到自己房里坐坐。
少年观察到老和尚住的是萧疏的屋子。他还看到两个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夏丏尊”的名字。
他问老和尚，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丏尊吗？
老和尚说丰子恺是他的学生，夏丏尊是他的熟人。
少年以为他在吹牛。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老和尚说是很久了，在他没有出家的时候。
少年意识到这个老和尚很厉害，只是看起来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少年注意到老和尚写的书法。
他直接对老和尚说他的字不太有力量，他喜欢有力量的字。
少年黄永玉知道了这个人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是《送别》那首歌的作者。
临别时，少年让他送一张字给他。
老和尚说：“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量，你喜欢有力量的字......”
少年依旧傲气地说：“是的，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一脸安静，微笑着答应了。
几天后，少年回来取字幅，得知老和尚已经逝去。
他拿到字幅，上面写的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这就是老顽童黄永玉与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面之缘。
李叔同是一个富二代，却不同于当今的富二代。
父亲李世珍经营盐业，是天津的首富。李世珍也是读书之人，与李鸿章同时参加进士考试，皆考取了功名。
但清末的朝廷已经腐败不堪，李世珍就选择在家乡从商经营盐业。尽管富甲一方，但李世珍很懂得接济身边的穷人，每年都会花大量的钱财用来做善事，被当地人称为“李善人”。
李叔同四五岁时，他的父亲就走了。
走之前，父亲把他和他的哥哥叫到一起，教给他们兄弟和睦之礼。显然他知道家庭的和谐是一个家族一直兴旺发达的决定因素。
然后叫来寺庙的师父，在他床畔为他持诵《金刚经》。
他的妻儿家人们在一旁因恐惧而哭泣不断。他便叫他们都出去，不要哭，他要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待念经声停止，李叔同走进父亲的房间，看到父亲一脸安详。而师父念诵的经文，他虽不懂，却不知不觉记下了内容。
这是李叔同结下佛缘的开始。
李叔同是富二代，他几乎从不需要为生存担忧。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没有了忧愁。
十八岁时，他喜欢上了天津第一名伶的戏子杨翠喜。
两人相互倾心，情真意切。
李叔同因事去上海，回来时，杨翠喜已经被人礼聘到北京。
李叔同第一次经历失恋的忧愁。
母亲这时替他安排了一门亲事，是一个商人的女儿。为了顺遂母亲的心意，他没有拒绝，他知道，他的心还牵挂着旧人。
李叔同这个富二代，虽不需为生存忧愁，但在家里，大家族里的尊卑观念带来的歧视一直困扰着母亲和他。
他的母亲原是一个丫鬟，十九岁被李世珍娶进李宅，作为四姨太。即使母亲为人处事样样周全，以和为贵，他自己从小刻苦读书，也才华耀显，但自从李世珍去世，母子俩难免不受到旁人的歧视。
李叔同作为少年才子，已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他很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时，他为之愤懑失落。
这时，他和母亲说要去上海，接触新学，寻求新的救国之路，正也可以避开家里的环境和北方腐败的气息。
母亲同意了，李叔同带着母亲和妻子一同南下。
李叔同凭着独到的艺术天赋和独到学识，很快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圈，加入了城南文社，结交了一些有才艺和思想的年轻人。
李叔同经常与这些朋友以文艺如诗、画等切磋、交流，举办征文、聚会等活动，而他经常夺得征文魁首。
“二十年文章惊海内，古今奇才李漱筒”，“李漱筒”就是当时李叔同的另一个名字，这使得他很快闻名于上海文艺界及其它各界。
李叔同与城南文社的另外四个朋友交好，情谊深厚，结成经兰之好，名为“天涯五友”。
后来朋友一个个离去上海，城南文社解散。李叔同考上了上海南洋公学。
教李叔同中文的老师是蔡元培。
这一时期，李叔同学习了西方的法律、民主思想。在蔡元培的指导下，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两本日本法学著作。
在上海，李叔同对戏曲的喜爱，让他结识了其她如杨翠喜一样的女子，如谢秋云、李苹香等。
李叔同纵情于上海的酒馆、青楼、艺妓闺阁之中，寄托着自己的愁情。
李叔同与艺妓们的感情不是玩弄风流，他对她们付出的是真情。
那时的艺妓也颇有古代这类女子的才艺、美貌与高尚的人品。
李叔同也不是风月场中的行尸走肉，而是在秦楼楚馆中遇另一种知己。通文艺之人，往往情深而真。
母亲常劝他在与这些艺妓交往时，饮酒作诗可以，但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直到母亲生病去世，他才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