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黎海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世界文化史与社会治理宋瑞芝
[内容提要]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尤其是进行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对此，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实力；政治战略；改革；第三方因素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在1980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主要是针对美苏冷战的一种文学“隐喻”和“警示”，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重视和反响。2012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其用于对中美关系和太平洋地区的一种学术“论断”和“警示”，从而引起学界、政界和媒体对这一概念的广泛关注和引用。从理论内涵来看，“修昔底德陷阱” 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原因的一段描述而引申出来的，“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本是一个历史性结论，现在却被演绎成了一个政治性“铁律”，即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守成）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从而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国外学术界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布热津斯基和米尔斯海默等人显然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在（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是一个内容确定的命题，无需再去详细论证。国外学术界无论是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无需详证的学术概念或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概念，其范畴都是集中于中美双边关系。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权力结构冲突、观念互动建构以及历史（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与现实条件（中美之间）的比较分析等层面来回应和探讨“修昔底德陷阱”，其范畴也大都集中于中美双边关系。
在不断融入全球化并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战略和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和世界政治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来辨析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认识误区，进而探讨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应对战略。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认识误区
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
（一）实力决定论。实力决定论是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核心，无政府体系下新兴（崛起）大国实力增长是“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也是决定因素。现实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权力（Power）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此，它也被称为权力（实力）政治理论。
受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偏向于从实力（权力）的角度来探讨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就指出，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与战争。尽管现实主义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的学说，但其思想根源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最早的源头。西方现代政治学者从修昔底德的相关论述出发，抽取“势力/实力”、“恐惧”、“不可避免”、“战争”等词汇，再转换和融合“国际体系”、“结构”、“霸权转移”和“安全困境”等新词汇加以系统化，从而构建起了“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其原因在于古希腊城邦之间权力结构的冲突，也就是新兴城邦雅典的实力增长和崛起构成了对守成城邦斯巴达的威胁和挑战，从而引发了这场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之后，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布热津斯基和米尔斯海默等人纷纷使用这一概念和“霸权必战”的简单化论断来比附和警示中美关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愈发引人关注。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甚至认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除了要警惕“修昔底德陷阱”之外，还必须注意“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同时警惕太过强大或太过衰弱的中国。尽管这一论断融入了责任因素，但是实力逻辑仍是其主导。
基于这种实力逻辑，米尔斯海默则表述得更为直接，他认为，真正令周边国家和美国感到恐惧的是中国的实力增长。基于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将要按照相同的规律来处理国际事务。不论中国的文化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如何，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可能。
结合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的观点来反观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崛起—战争”的实力逻辑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从概念而言，艾利森等人的“崛起—战争”概念是对修昔底德“实力增长—战争”概念的一种歪曲和比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在论述战争的原因时，提及的是雅典实力（势力）的增长，其原话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格雷厄姆·艾利森却将之转换为“雅典的崛起”，其原话是：“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雅典实力（势力）的增长与雅典的崛起很显然是有着较大差别的。实力增长，既可包括纵向的绝对实力的增长，也可包括横向的相对实力的增长。不过与崛起相比，实力增长通常是指一种纵向的、较长时期的实力发展；而崛起则更多地是一种相对实力的发展，是一种横向的、相对突发性的实力发展。一国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因此，就概念差异而言，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崛起—战争”概念是对修昔底德的“实力增长—战争”概念的一种歪曲和比附。历史的一个主要用途，是为我们提供了貌似合理的历史类比。艾利森这种概念上的歪曲和比附，无疑是将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偷换和扩大为“霸权必战铁律”，从而为现实中的中美关系提供貌似“合理”的“类比”。
实力增长是一种较为平常的社会现象，而战争则是一种相对特殊的社会现象，并不是随着实力的发展就一直存在和发展，因此就很难判定它与战争之间的必然关系。修昔底德在论及雅典实力增长因素之外，还强调了斯巴达的“恐惧”这一因素。这种恐惧也不是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而一直存在的。这就说明，引起斯巴达恐惧的必然还有其他干预变量。这就是下文将会论及的雅典的对外战略。
其二，从“国力”而言，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雅典和斯巴达，无法断定谁是守成国，谁是崛起国。那一时期，既没有现代的统计学，又没有经济总量之类的统计数据，人们无法准确衡量和判定谁比谁更强。正因为如此，也有学者认为，“在古代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如果这样的话，雅典就成了守成国，而斯巴达则成了崛起国。
依据世界古代史以及修昔底德等人的记载和描述，可以明确和肯定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体系当中两个较大的代表性城邦，而且分别是两个同盟的中心。基于雅典相对衰落等因素的定性估量，斯巴达真正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即成为守成国并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而是在这一战争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并不是守成国。因此，格雷厄姆·艾利森在《金融时报》中把今天的美国（守成国）和中国（崛起国）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斯巴达（守成国）与雅典（崛起国），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和比附。
其三，希波战争时期雅典的崛起并未引起大规模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和低烈度战争得以有效管控。结合古希腊历史来看，雅典的实力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实力增长最明显的时期，或者说雅典的崛起时期并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是在希波战争时期。“希波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雅典文明的发展，萨拉米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促使雅典跻身希腊一流城邦的行列，几乎可以跟斯巴达并驾齐驱。”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大力提升其海军和经济实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提洛同盟，大肆扩展其海上霸权。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雅典的崛起时期，“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国际格局最大的变化是雅典的崛起”。然而，在这一时期，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虽然二者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冲突和低烈度战争，但总体上斯巴达对雅典仍是持一种宽容忍让的态度，并未发起遏制性的霸权战争。公元前451年，雅典和斯巴达达成了五年休战的协议。公元前445年，双方又签订了《三十年休战和约》。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在希波战争期间就已萌生）的矛盾和冲突能够得以有效管控，从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由此可见，新兴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引发战争，只要政治战略得当，“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和低烈度战争仍然可以得到有效管控。
总之，雅典的崛起并不是导致斯巴达与雅典霸权战争的真正原因，这也可以反向推翻中国的崛起必然引发中美战争的结论。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实力决定论”，是对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古希腊史的一种再“诠释”。这种诠释基于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无论是在概念还是在逻辑上都带有较浓的曲解和比附色彩。
（二）战争获益论。战争获益论是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前提预设，战争获益预期是“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主观因素。
早在西方古代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提出，战争是普遍的、一切都是通过斗争产生的，从而奠定了“战争乃万物之父”的战争价值观。到了近代，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进一步提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而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实践，战争更被视为掠夺领土、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捷径，成为一个国家实力发展和崛起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由此可见，战争获益成为了西方社会国家实力发展和崛起的一种理性预期和价值观。基于这种战争获益的前提预设，“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逻辑得以呈现：新兴国实力发展和崛起导致对战争获益的预期（发动战争的成本收益分析），刺激决策者发动战争的政策选择，从而引发体系战争。当然，对战争获益的预期和政策选择既有可能是新兴国，也有可能是守成国。不过，在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中，新兴国无疑成为了承担战争责任的主要国家。
究竟是以政治改革促发展，还是以对外战争谋发展，构成了国家实力发展和崛起的一种战略选择。
古风时代，希腊地区相继形成的城邦国家大约有300多个。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各自的改革，而不是扩张战争。斯巴达城邦国家是在公元前9～8世纪，在对外部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征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来已经解体的氏族制度，在征服过程中解体得更加迅速了，结果斯巴达人的部落管理机构转化为镇压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关是在不断的武装征伐的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如此，斯巴达政治体制的确立却是来自于其内部的改革——来库古改革。斯巴达城邦建国之初，有一位名叫来库古的伟人，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中获得启示，从而主持国政、定立法制，最终形成了斯巴达特有的国家制度。来库古改革为斯巴达的强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此后，斯巴达人较为保守，它们秉承传统，除军事征服外无求发展，自甘处于“封闭”和“守成”状态。
与斯巴达不同的是，持续的改革开放成为了雅典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雅典城邦国家是在没有外族入侵，完全是在氏族制度自身解体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多次改革，如公元前9～8世纪的提秀斯改革、公元前599年的梭伦改革与公元前509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从而使雅典国家机构代替了氏族组织，建立起了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梭伦改革为雅典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从而使雅典逐步由古希腊世界的二流城邦跃升为一流城邦。克利斯提尼改革则进一步推动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激发了雅典人的“爱国热情”，这就为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不仅如此，当其他的希腊人都陶醉于自身独特的习俗文化的时候，“雅典人却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来对待整个希腊世界乃至希腊之外的世界”。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臻于繁荣的巅峰，雅典的经济实力也在希腊各城邦中名列前茅。
尽管希波战争给予了雅典发展和崛起的机遇，但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经过长达27 年的惨烈较量，最终使强盛的雅典帝国走向衰败。虽然后来雅典又重新组建了第二次海上同盟，再次“崛起”，但这主要是基于当时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致，如斯巴达和底比斯的霸权斗争。重新崛起的雅典很快又在公元前357～355年的同盟战争中被打败，第二次海上同盟也随之瓦解。斯巴达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但是这种霸主地位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外在因素，如雅典的过错以及波斯的支持等，缺乏内政的强力支撑。“从斯巴达战胜雅典那一刻起，摧毁它的种子就被种下了。”由于贵族的贪腐骄奢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日趋激烈，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使得斯巴达的改革难以推行，因而斯巴达的霸主地位并未维持多久就走向没落。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扩张战争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崛起，但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双边关系论。双边关系论涉及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范畴因素。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对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都是集中于双边关系范畴，忽略了其中的第三方因素。影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因素除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变化和对比之外，还包括国际战略关系。这种国际战略关系不仅涉及直接的双边关系，而且还涉及第三方因素。第三方因素就是指直接的双边关系之外的国家或联盟，包括双边关系之外友邦、盟国或区域性联盟等第三方变量。
对于古希腊时期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只是片面地抽取甚至夸大了修昔底德的“势力（实力）”因素，实际上，修昔底德除了注意到战前雅典的实力增长之外，还提到了雅典的对外战略因素，即雅典对斯巴达盟国的侵略，“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也有学者认为，“当时雅典的力量并没有在增长。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均势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在雅典自身实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对外战略选择就尤为重要。
总体来看，当时的希腊城邦为了寻求自己的安全、利益和荣誉，大都通过三种方式来拓展自己：内部发展、外部扩张与对外结盟。
其一，内部发展。这就是前文论及的城邦的改革。雅典的改革使其成为了希腊世界的楷模。其二，外部扩张。在经济实力、贪欲和胜利的冲击下，雅典开始大肆扩张，“筹划在西方建立庞大的殖民统治；妄图吞并日渐衰弱的邻邦麦加拉，控制科林斯地峡出口；在诺帕克图斯(Naupactus)建立基地，派战舰侦察西西里，并计划在南意大利的图里(Thurii)建立规模庞大的泛希腊殖民地。”其三，对外结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城邦之间的直接对抗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其盟邦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引发的。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同盟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最初只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少数几个城邦，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伯罗奔尼撒城邦都加入了这个同盟。雅典提洛同盟成立公元前478年，到公元前5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这一同盟的成员已达到200多个，几乎囊括了爱琴海沿岸及其岛屿的大多数希腊城邦。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就是雅典与科林斯（此时为斯巴达盟邦）之间的冲突。科林斯是斯巴达北部的重要盟友，也是斯巴达北部领土安全的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不仅涉及到斯巴达盟邦的利益，更主要的是雅典的结盟对抗和对外扩张直接威胁到斯巴达的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因此，当雅典将对外扩张与支持境外民主的意识形态战略结合起来，“斯巴达就理所当然地断定威胁超过了单纯的武装竞争”。即使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就是在战争10年零6个月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还订立了休战合约和同盟条约。此后6年多的时间内，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并没有发生相互侵略的战争，只是由于盟国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最后又把雅典和斯巴达拖入了战争之中。由此可见，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双边关系，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很大。
二、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应对
（一）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往往以寻找“普遍规律”为己任，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推动下，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铁律”。这是因为西方学者过于偏重于权力变迁和转移导致国际冲突的一面，甚至夸大了冲突的程度（将安全困境或一般性的冲突夸大为战争），而忽视了权力变迁和转移能够得以有效管控的另一面。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16世纪所达成的霸权合作以及英、美在20世纪实现的霸权和平转移。由此可见，同样面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变迁和转移，不同国家推行的不同政治战略导致了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和平（合作）与战争（冲突）的不同状态。即使是对于同一国家而言，在权力变迁和转移的历史发展中同样也可不受“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必然规律”的困扰。如英国从来就不受“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无论是作为崛起国，还是作为守成国，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帮助它一路破关斩将”。由此可见，政治战略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能否形成至关重要。即使是对于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言，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等也指出，“那场导致雅典毁灭的30年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与人的决策有关联。”回到今天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使是对于格雷厄姆·艾利森而言，他也在逐步修正其观点。艾利森后来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在过去500年的历史发展中，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例子共有16个，其中有12个都走向了战争，但也有4个案例表明这种权力转移关系最终回避了战争。他认为，“这是以双方巨大而艰难的调整为代价的，包括态度和行动两方面”，因此，“这种强力的结构因素并非就是说明国家*是历史规律的囚徒”。这就说明了崛起困境中推行有效的政治战略虽然困难，但是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二战后，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过程中可以超越殖民时期英法的扩张战争模式，通过遏制战略取得成功。近观当今一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的崛起，到目前为止，它们至少都没有重蹈“修昔底德陷阱”。
总之，无论是在古代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还是当代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政治战略对于两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至关重要。实力决定论完全不顾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主观因素和战略选择，将崛起国视为必然的“破坏”国际秩序的“邪恶”力量，守成国则成了维护国际秩序的“正义”力量。这实际上也是在为守成国谋取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战略主动。因此，中国必须尽力规避这种“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保持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战略定力，相信通过政治战略创新和优化可以打破守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霸权必战”的“历史定律”，从而把握战略主动。
（二）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
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结构都已发生巨大转变的环境下，企图依靠战争来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从而推动实力发展和崛起很显然是既不理性、也不现实的。战争的成本，不仅包括其经济成本，而且包括其政治成本越来越高，战争获益预期越来越不现实。以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尽管美国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其经济成本高达3万亿美元，其政治和安全收益却并不明显。自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预算赤字大幅攀升。而且，伊拉克战争的费用还对关乎美国长期发展的科教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尚且如此，对于大国和大国而言，战争获益的预期就更不现实。当今，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为全面的“战争恐怖平衡”，大国之间不仅对“核战争”产生恐惧，即使是对一般性的战争也产生了恐惧。因此，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向比拼“内功”和改革上。只有“采取改革与开放两个并行的政策”，一个国家才会具备可持续发展和崛起的强大动力。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更是如此。从1978年至2016年，“改革”一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共出现了2857次。与改革对应的“Reform”一词，在美国《国情咨文》中一共出现了279次。由此可见，中美两国政府对于改革都是相当重视的。因此，站在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历史起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其意义重大。
（三）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当前，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越来越具有了外在性和第三方性。中美双方能否处理和管控好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已成为一个重要挑战。近年来，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与中国的争端以及朝鲜半岛争端等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尤为重要的第三方因素。米尔斯海默甚至认为，中美之间的有限战争或代理人战争可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或者钓鱼岛爆发。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自身。
一方面，我们要突破狭隘的双边关系论，不要简单地将自己类比为“霸权必战”中的哪一方。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批判，有些学者往往从这一理论“颠倒”的比附或类比中来寻求论据，认为将中国与雅典、美国与斯巴达类比，是犯了“张冠李戴”之误。当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雅典除了在实力发展或崛起方面有所相似之外，其他方面不仅很少相似，反而展现的是一些相反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更类似于历史上的斯巴达。这种单一的类比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陷阱。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灵活的，出于不同的理论目的，它既可将自己比附为雅典，也可将自己比附为斯巴达。因此，我们应该从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战略中吸取各自或共同的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差异，积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国家核心利益是涉及国家基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利益。在其维度上都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不过，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其目标、内容、战略和手段又是有着一定差异的。尤其是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这种差异就更为明显。对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在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作了全面准确的概括，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就使海外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了新的、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认识。在核心利益上相互了解、尊重、调适和共进，对于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和确保国际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极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先后经历了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伙伴关系模式和命运共同体模式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积极构建与世界大国或地区重要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不断加快和崛起困境的日趋严峻，学术界关于中国外交改革的争论颇大，其中的一个焦点就在于不结盟原则的取舍或调整问题。
中国一向采取不结盟战略，但在不断崛起和全球拓展中又需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新形势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在不结盟与战略伙伴之间促成一种平衡。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特意强调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基于大国之间传统安全重要性的下降以及核大国之间的毁灭性制衡，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更可能会转移或升级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因此，积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中国与周边国家试图打造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相互谅解和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同时，它更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其中，经济共同体固然是基础，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突破“修昔底德陷阱”而言。应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将“周边为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前，通过周边共同体的实质性构建来建设性管控第三方因素，既要避免中美双方利用第三方来打压对方，甚至“火中取栗”，也要避免第三方借助于中美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来“煽风点火”，从而“渔翁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