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还是不借，是个难以选择的问题，想起来就让人头疼。而关于“借书”为啥能引发那么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书人的种种“恶行”。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
从借书手抄的书生，到慷慨实践“共书”精神的藏书家，古今中外关于“借书”的故事，背后也总蕴藏着当时的人们对书籍、阅读的不同态度。今天的文章爬梳了许多关于“借书”的历史趣闻，透过这些旧日的读书轶事，作者也在观察着当下阅读的变化。
撰文｜王宏超
借还是不借，
这是个问题
有客人参观藏书家的书房，问道：“您可愿意出借藏书？”“绝不，只有傻瓜才会借书给别人。”他扬手指了指偌大的藏书室，补充说：
这里头所有的书，全是从一群傻瓜那儿借来的。
（[美]汤姆·拉伯著，陈建铭译：《嗜书瘾君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被人借书，对藏书家来说向来都是个要命的问题。道德家有言在先：“不为人所忠实地归还的东西，无如书籍。”（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借，还是不借，如同生存与毁灭，想起来就让人头疼。
古人得书不易，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担，所以借书而读是常事。为了能在归还后还能有翻阅之便，穷书生们得书后往往是边读边抄，欧阳修幼时家贫无资，“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忆苦思甜，遥想自己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真是励志的好故事。
寒门士子借书而读，终而成才，史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成名后他们有时也会记得借书的情谊，力尽所能再助益他人。后蜀名臣毋昭裔早年借书遭遇白眼，发达后立志刻板印书，惠及一时学子并两蜀文风：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
明清出版业发达，书价虽有所下降，但要遍读典籍，靠自己购置也非易事。坐拥书城，尽兴饱读，想必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黄侃先生学问好，嗜书如命，“有余财，必以购书”（章太炎语），但所需之书亦不能全靠购得，借书在所难免，他曾感叹：“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此“何年”之叹，恐怕要一直叹下去，生命和钱财都有尽，而书海却无穷。
钱钟英：《向友借书启》，《桃坞》，1927年第10卷第1期。
借书者还有一种心理，“书非借不能读也”，此说出自袁枚，他透析此类人的心理，颇为微妙：
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袁枚《黄生借书说》）
《张生借书》，《启蒙画报》，1903年第2期。
用借书督促看书，坊间流传最广的例子是钱锺书先生，据说钱先生并无多少藏书，看书都是去借。这一说法看似有理，细想无理，深思一下简直就是胡说。看书主要靠内在的兴趣驱动，定时还书的督促大半是没用的。钱锺书先生定是无须通过还书的紧迫感来督促读书。而且，匆匆阅读，囫囵吞枣，效果可想而知，梁鼎芬的《丰湖藏书四约》就明言：
凡借书不得过三种（种数过多，难于查检，且贪多则不实，好博则不专，非读书有得之道）。
藏书人的“抠门”
借书其实还附带有许多社交的功能。借书在过去也常是老友之间串门的由头。令狐揆卜筑涢溪之南，雪夜跨马去老友张君房家里借书，“一童子携琴囊书簏随之，因得句曰：‘借书离近郭，冒雪渡寒溪’。林逸绘以为图，可称韵事。”（严羽《柳亭诗话》）颇有点像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意味，令人羡慕。
男女交往之初，也常靠着借书这个手段打破僵局，《围城》中颇懂恋爱经的赵辛楣就说：
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给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现在男女间搭讪的手段很多，但我总觉得借书才是最妙的一种。
古人之间借书，除去交情，有时还实物答谢，所谓“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为盛酒器，即是说借书时送瓶酒，还书时再送瓶酒。何蘧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春渚纪闻》卷二）那时估计书价还高于酒价，不似今朝书不值钱，酒却成了硬通货。盛酒器也称为“鸱夷”，有时瓻鸱互用，“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野客丛书》卷十）。酒到了才开书橱。当然，关系好了，酒也可以免去，黄山谷就有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但这层关系又是要一起喝掉多少瓻的酒才换得来？
后来大概借书者的职业道德有所下滑，借书出去，不但无酒可喝，还经常担心书回不来，徒增许多烦恼。所以“瓻”就被藏书家改成了“痴”，李济翁所谓“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颠公《借书还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6期）。再往后，“痴”又滑落成了“嗤”，借书与人，是要被嗤笑的，有谚曰：“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 颠公《借书还书》）照此下去，“嗤”岂不是要再变为“耻”了吗？
因为惜乎好书，加上害怕借而不还，藏书家大多都不愿借书出去。一旦好书到手，便高束秘藏，不轻易示人，“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清曹溶《流通古书约》）藏书家们会在深夜开动钥匙，偷偷把书搬出来，剥去层层包裹，摩挲抚惜，这情景如同贪官们半夜失眠起来数那些花不出去的钞票一般。书一旦进入藏书家之手，便失去了广被利用的价值。
但藏书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出借之后，除了害怕不还，其他风险简直也是无处不在。就如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曹溶《流通古书约》）
为了不让友朋及外人知晓自己的藏书，各路藏书家都绞尽脑汁。那些吝啬的高手，非但秘不示人，更彻底的做法是连自己的藏书目录亦不入。据说钱牧斋先生的绛云楼，聚书甚富，世间孤本极多，但《绛云楼书目》中“所载宋元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并书目亦不存。”此真达致“藏”书之化境矣。但后来绛云楼失火，秘籍葬身火海，后人却不知其名，只有钱牧斋拿出在读的几部书免遭厄运。后人为他惋惜，要是他愿意借书出去，或许还能多留下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保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走火：《汝南漫谈·借书》，《东方日报》，1942年8月18日）
书之存在价值即是让人阅读，书不外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不借不如不藏”（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藏书何用？
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曹溶《流通古书约》）
藏书家的抠门，有时候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急于看书的人有时也会使用非常规手段。归有光向一位名叫魏八的藏书家借阅《东坡易传》不得，遂向自己学生王子敬写信抱怨，大骂“此君殊俗恶”，大概这位学生做了官，有权势，归有光希望学生代为借书，所以魏八“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归有光文章做得好，但在书瘾支配下仗势借书，确实也不太地道，“有书癖者有时巧取豪夺均有所不惜，惟微悖于义。”（颠公：《挟科道势力借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3期）
藏书家的吝啬有时竟会引来借书人的报复。志人小说《泽山杂记》中记载了一位叫景清的读书人，就捉弄了一番那位不愿借书给自己的小气同学：
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这招既准又狠，打中了藏书家的七寸。藏书家们的痴情都花在了收藏上，哪还有闲情去阅读呢。
“共书”主义精神
当然，也有喜欢主动借书出去的人。最慷慨的藏书家莫如法国的若望·格罗利叶（1479-1565），此君曾任法国财政部长，藏书丰富且精美，所藏图书都经过他亲自装帧设计。他视借书给人为无上喜悦，所藏书上都用金字印着：“若望·格罗利叶和他的朋友所有。”（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实在有着“共书”主义的精神。
但对多数的藏书者来说，一旦出借，大半还是要后悔的。民国时期有一枚压角章这么写：
借书本是功德事，借也如何，不也如何。借去还来，能值几何？谁不乐？借去不还直同窃，烦恼多！再来不借休怨我，我也无奈何！（《借书戒》，《导光》，1933年第1卷第7期）
不知背后牵涉到了多少悲伤的故事，写尽了藏书人的纠结和无奈！
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宋濂借书来，马上抄录，“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颜之推还建议，借书后如发现书籍有所损坏，最好能加以修补：“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颜氏家训》）这些言行真可入《借书者的职业伦理手册》，人手一册。
但尚未接受过职业伦理教育的人，只借他一次，基本就不敢再冒险了。有人更是说，较之盗书者，借书者更令人痛恨：“借书之人，有时反而比窃书之人更值得诅咒。因为前者还标榜了某种美德，而后者干脆完全不加掩饰。”（[英]威廉·罗伯茨著，于睿寅译：《伦敦猎书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37页）就像人们宁愿喜欢直爽的混蛋而不喜欢虚伪的君子。偷书和借书其实也无实质区别，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主人不在场，后者主人多半是同意的。这是藏书者自己犯的错，又能怪谁呢？书收不回来，就只能大骂：“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
尽管藏书家大多不看书，但这只是藏书家才有的特权，借书者借到之后还是应该好好去看几眼。梁鼎芬就曾痛斥有些人，“不读不如不借”（《丰湖藏书四约》）。这些不读书的借书者，借回后把书搁置在自己的书架上，时间一久，反而觉得就是自己的书。英国藏书家查尔斯·兰姆就经常遇到这种事：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第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