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出文章是肚子里没有文章，做不出诗来是不是肚子里没有这个诗呢？为什么要做文章？有话不得不说。这个“不得不”很讲究，因此做文章不光是肚子里的事；那做诗“不得不”就更加重要了，否则不如不做。不像是个诗的年代，却忽然纷纷谈起诗来，好像有些奇怪。
“现代诗”回避“宏大叙事”，终于到了社会对诗和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你那些津津有味搞进诗里的东西谁愿意看啊？你自己都未必有兴趣，只是你极少一些人至今还不可告人地保留着写诗的习惯，把一些鸡零狗碎凑进你那“诗”里，终于寂寞到了极点，想吸引些读者围观，所以在你那“诗”里搞进些可怕的新鲜事物诱惑人，这就是“现代诗”小股土匪作案的伎俩。
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这不是阴谋，这是常识。诗歌流落到捡破烂的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当初自以为是大鸟，以承担社会责任为耻，以描摹私密意识为乐，彭子曰：“崽卖爷田心不疼！”白话诗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积蓄下来的祖产典卖一空，人类社会还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不需要诗歌！
曰：“会心处当不在远。”随时随地都可能引起诗人的咏叹。中国有称“诗国”，有诗的传统。虽然这个时代，做诗似乎是弱者的行为，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但历史上相似的时代并不少啊，什么时候像现在这么“绝望”过？是“现代诗”搞坏了社会的胃口，无论作者与读者对诗这东西都不肯再有期待。
没了诗，社会就失去了感动。都说诗人很敏感，神经质，这东西存在社会可以不麻木。我觉得朝廷也应该对此有认识，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诗和诗人的作用。感动不重要吗？民气不重要吗？人心不重要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牺牲了感动，问题会很大。国家战胜“公知”，靠的是人心和民气；西方地怪主义忽视了中国底层的向背，以为“公知”可以代表中国人民。但这种底层的民气和人心，来自于“感动”的历史积累，它是消耗性资源，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关于诗歌，我主张取消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分行”形式，强制性彻底解决“分行散文”的讽刺性历史遗留问题，依靠口语白话的内在韵律——内在音乐性与“散文诗”等其它文体相区别。
那是语言文字形式上的，更加内在的形式上，我主张“由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为感动自己和别人构造成一种意境形象，熔铸在看似脱口而出的三言两语之中”，从短诗、极短诗、“一句话”的诗开始恢复诗歌文体的内在美学品质。要把“一句话”的诗作为白话新诗的基础训练，用来洗炼口语白话，呈现口语白话的可观之美。
现在说“感动”，感动自己，感动别人，在诗歌创作中是要用语言文字达到这种效果；但“感动”应该是客观的，是被感动的诗人用艺术创造再现这种“感动”。所以才有“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之说，那都来自于“感动”你的客观事物。
“感动”就是我开始说的“不得不”，它来自于随时随地的遭遇，“小确幸”之喜也可能感动你，“宏大叙事”不可回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忧郁”被称作“诗人气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但诗人的忧郁肯定是大丈夫的忧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这是从客观方面说到主观方面，不同的主观会因不同的客观而“感动”，而且你还想再去“感动”别人，那你最好去做一个社会性的人，一个有意识的社会性的人。因为任何人本来都是社会性的，但那样你还仅仅是个“客体”，自觉而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然后才可以做“诗人”。现在的社会之所以不需要诗和诗人，就是因为现在的诗人并没有社会主体性，而只有个人主观性。
“感动”是客观的，因此“诗兴”是不可预期的，“为赋新词强说愁”是没有人愿意阅读与欣赏的。风雅颂，赋比兴，这个“兴”是“诗兴”，但“赋比兴”并列，似应读“兴起”之兴——这样也不清楚，不是“一时兴起”之兴，而是“兴起风潮”之兴，阴平之声。
“赋诗一首”，需要“诗兴”，这是“一时之兴”，过期不候，应该抓紧时间，寻找“感动”你的客体“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把诗“赋”出来，捕捉细节，便是“赋比兴”之“赋”法；难以捕捉，难以把握，则比较其类似事物，大致予以表现，此是“赋比兴”之“比”法。
生动白描，是赋法；奇幻喻象，是比法。所谓“朦胧诗”，追求“意象”，其实是比法。唐诗李商隐，也是因比法而朦胧。比法能给人特殊美感，其实也可能是因无法捕捉那种“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仓促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有意造成的，专为取得这种特殊效果。
“朦胧诗”追求的“意象”，跟“意境”是两回事。诗歌文学形象不同于小说、戏剧，诗歌讲究“意境”，而不是人物性格，但诗歌是“元文学”、“元艺术”（“美学”在西方也曾叫“诗学”）所以现在的小说和戏剧也有深度追求“意境”的。“意境”是诗歌提供的文学形象所产生的一种“境界”感，说白了就是能让你“感动”的那种东西。而“意象”就是比喻性的假借形象或假借事物了。
“赋比兴”之“兴”，应该读阴平声，动词，跟读去声的“诗兴”其实大有关系。曰：“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其实瞎扯，你把这“他物”删简掉，诗味必然大减，其中另有神秘关系。这“他物”就是“诗兴”之所由来，诗人一时搞不清楚，也就是一时难以捕捉到那个“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便把那个客体草草捆绑来撂在全诗的最前面。一切都与神秘的“感动”有关。
生活中“感动”你的事物，不要轻易放过，即便你并不想做诗人，也不会去作诗作曲。对了，诗歌的音乐性应该是与生俱来的，纯音乐都是从诗歌分离出来、发展起来的，尽管后来纯音乐发展到能使语言依附它成为歌词，尽管歌词大多丧失了诗歌许多固有的美学品质；这样取消白话新诗的“分行”形式，按一般文字形式加上标点符号书写印刷，它这种内在音乐性依然可以跟散文诗等其它文体明显区别开来。只要控制它不要僵化地形成“格律”，而只按口语白话内在的自然韵律获得那种音乐性，就好。
回到“感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保持能够“感动”的健康状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